一個人死去，從生物學角度講，是各種代謝的停止，是細胞的凋亡。多年後，記住他們的除了家人、朋友，還有一個醫生。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人間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張涯舞（外科醫生，偽攝影師），編輯：羅詩如，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一
大概是在醫院上班第8年，我會在病房附近聞到一種特殊的氣味。
一開始我不知道該怎樣描述它，但後來漸漸覺得，這是一種河流流到盡頭、即將匯入海洋的氣味。或者，就像某種物品燃燒到盡頭的氣味。這種氣味究竟是個什麼味兒？不好詳細解釋，也許就是一種感覺。
我發現，隻要這種氣味一出現，病房裡就必然會有病人死去——在我自己的班上，在別人的班上，這種情況驗證了一次又一次。自從我熟悉了這種氣味後，就開始警惕它。
這種氣味出現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5月8日的中午。它明目張膽地出現在病區走廊裡，隱隱約約地飄蕩。我聞得見它，卻看不到它。這天晚上正好是同事楊緩緩值班，她平時就大大咧咧的，晚上10點不到就躺上了床。
其他值班醫生睡前一般都要看看手機，翻一下朋友圈，她呢，隻要腦袋接觸到枕頭，3分鐘之內必定發出鼾聲。所以交班的時候，我忍不住提醒她：“今天我看了黃歷，諸事不宜，你最好註意一點。”
“哎呀，別烏鴉嘴了，我看了一圈，連我那18床，半個月沒吃東西的，今天中午居然喝了兩碗稀飯。”她說。楊緩緩負責的18床病人是個癌癥晚期患者，胃癌肝轉移，骨瘦如柴的，突然能吃下這麼多東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結果到了第二天交班的時候，楊緩緩就跟我訴苦，說18床凌晨3點的時候氧飽和度垮了，家屬死活不放棄，又不轉ICU，“我和實習生心外按壓按了一個小時，家屬才同意放棄，今天早晨吃牛肉粉，手都是抖的。”
也許醫生大都是無神論者，但我卻有一些私人“儀式”，比如：值班時，我查房要按順時針方向走一圈；夜裡睡覺前，除了自己的電腦，辦公室裡的其他電腦我都要關機，值班室也要關燈、鎖門……到了準備交班的時候，千萬不能提前寫交班記錄，尤其不能寫這9個字——病區安靜，無特殊交班。
通常來說，醫生的交班本上要寫手術病人、術後三天病人、危重病人、新病人的相關情況。護士交班也要寫這些內容，而且要比醫生寫得更詳細。但後來有的醫生偷懶，就隻寫手術和危重病人，如果某天正好沒這類病人，交班本上就可以寫那9個字加兩個標點了。
當然，這是最好的狀態，說明“一線無戰事”。
二
5月13日，輪到我值班了。那種燃盡的氣味依然在走廊裡飄蕩，但位置還不精確。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我想它最好就待在某間病房，這樣我就可以提前做好準備。實際情況卻是，我隻能猜哪一位病人最有可能被它帶走。
查完一圈房，整個病房好像都還平穩，沒有哪個病人看上去像是處在彌留之際。但我還是習慣性地擬出了一個“候選名單”——這樣既可以事先給家屬說一聲，讓他們拿到病危通知書的時候不至於太慌亂，又可以讓自己提前做好準備。
當天，我的重點關註對象有4個：
12床，一個老頭，肝癌晚期，已經昏迷3天了。
17床，一個80歲的老太，膽總管結石引起急性梗阻性化膿性膽管炎。3天前我們就準備做急診手術了，但家屬不同意，說老人年齡大了，怕一麻醉，眼睛一閉就再也睜不開。昨天老太休克，家屬又要求做手術，但凝血功能障礙，手術沒辦法做了，從早晨起老太的體溫就沒低於39.5°C，她呼吸急促，用面罩吸氧，家屬拒絕送去ICU。
21床，是個常年酗酒的中年男人，已經到了肝硬化晚期，大量腹水，兩天沒尿了。
35床，是個老頭，膽囊癌晚期，廣泛肝轉移，全身發黑。其實3年前我們就勸他做膽囊切除術，可老頭說癥狀不重，不做，家屬也覺得醫生就隻想掙錢，於是病情就拖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也就這4個病人了，我想。到了晚上，會有一個要離去。
12床的老頭年紀大了，肝癌又痛，在一次談話之後，他的家屬簽了《拒絕搶救協議書》，願意讓老人早點解脫。
17床就比較麻煩了，一大堆家屬意見不一，一會兒這個說要搶救，一會兒那個說要讓她走得平靜點——堅持要搶救的是老太的小女兒，3天前談手術時，持反對意見最堅決的也是她——我讓家屬們繼續吵，半個小時後統一了意見再來找我。
21床的肚子鼓得老大，呼吸已經是一副嘆氣樣了，我跟他的妻子說這就是老百姓說的“倒氣”，“進氣少，出氣多，等最後一口氣出完也就結束了。”他的妻子抹了把眼淚說：“醫生，十年前我就知道他最終要死在這個酒上。”
那個渾身發黑的35床估計也快了，因為從下午到現在，他隻排出了不到100毫升的小便。
走了一圈，我還是無法下判斷。到了夜裡9點半，我又帶著實習生按順時針方向在病房巡了一圈，重點看了那幾位“候選人”。12床還是那樣，就像睡著了；17床的家屬終於統一意見要搶救，不過僅限於使用藥物，什麼胸外按壓、氣管插管這類有創傷性的就不要搞了；21床還在倒氣，我給他上了組尼可剎米，興奮呼吸中樞，至少可以延長一點生命；35床的尿量沒有增加，他的床頭燈已經關了，護工躺在旁邊的行軍床上，手機發出的光照在臉上，看上去有點瘆人。
我囑咐實習生重點關註一下這幾個病人，就獨自回到了值班室。
二
我第一次聞到那種燃盡的氣味是在10年前，也是我在醫院工作的第8年，當時肝膽外科還在老住院樓5樓。
一個平常的日子，26床住進了一個男病人，正巧也是26歲。小夥子的病很常見，膽囊結石合並膽總管結石、黃疸，手術也是常規膽囊切除術、膽總管切開取石術，不難做。
那天，主任帶著我上手術，小夥子的炎癥不算重，切完膽囊才花了半小時。然後我們切開膽總管取石，隻是那塊石頭卡在膽總管的下端，取石的時候費了些周折。整台手術用時不到3小時，小夥子術後恢復也還可以，第二天排了氣，第三天解大便，慢慢恢復了飲食。隻是每天下午他都有點低燒，38°C左右，溫水擦一下就退了。
術後第7天，小夥子竟突然流起鼻血，他先用紙巾塞，結果血流到口腔，一口一口吐出來。家屬嚇得直喊醫生，我嘗試用紗佈去塞，也沒止住，最後是請了五官科的醫生用凡士林紗佈後鼻道填塞才止住了血。再一查血常規，小夥子的白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明顯升高，血小板隻有12，而正常數值是100～300。
大家分析，這是腹腔或者膽道感染了，可做CT又看不出來。於是主任就把抗生素換成了亞胺培南，這是當時最好的抗生素之一，病人情況又好了幾天。
術後第10天，小夥子開始高燒，打了退燒針很快一身汗，體溫又正常了。但是第二天又會重來一次。小夥子被送去做了各種檢查，可還是不清楚感染灶到底在哪兒。
術後第20天，我跟著主任去查房，小夥子正斜靠在病床上吃東西。他媽媽坐在病床邊，用勺子把稀飯喂到他嘴裡，他想努力多吃一點，但每一口都很費力，稀飯到了嘴裡總會順著嘴角流到下巴，他胸前墊著的那塊毛巾也已經濕了一大半。
我看著他這副樣子，不知道該說什麼，主任一直說著鼓勵的話：“多吃點才有力氣，身體有了抵抗力，病才會慢慢好起來，你還這麼年輕，你爸你媽還等著抱孫子呢……”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聞到了一種特殊的氣味，隱隱約約地從病房的某處傳來。一開始我以為是煮在稀飯裡的肉末和蔬菜的味道，後來他媽媽抬起勺子，我看了一眼才確定不是。
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差不多8點，我就離開了醫院。我在街上買了個蛋炒飯，才扒了一半就沒了胃口，回到家洗完澡就睡了。之後，我做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夢：
白天，我走進醫院上班，從走廊開著一半的門外看到護士站，那個小夥子就站在那裡和值班護士聊天。他沒有穿術後一直穿著的那套藍色條紋棉睡衣，而是穿了件黑西裝。人也不像平時那麼佝僂著，小心翼翼地提著引流袋，而是筆直地站著，就像身上沒有任何創傷。我走進肝膽外科大門時，他側過頭，對我微微一笑。
就在這時候，我驀地驚醒了，拿過床頭櫃上的手機一看，才5點15分。如果放在平時，我會心滿意足地側過身，在10秒鐘內再次熟睡，等待鬧鐘在45分鐘後將我叫醒。但那天我睡意全無，隻好望著頭頂的枝形吊燈發呆。
這天早上，我出門比平常更早，穿過市區一路緩行開到醫院停車場，時間才7點半。醫院樓下的電梯還不算擁擠，我越過排得不長的隊伍爬樓梯。走進5樓肝膽科的大門，穿過走廊，準備去值班室換衣服。路過26床時，病房門開著，我特意斜著往裡瞟了一眼，發現26床是空的——昨天夜裡，小夥子走了。
此後，26床就成了我們肝膽外科最“邪門”的一張床，住這張床的病人總會出現很多莫名其妙的並發癥。後來肝膽外科搬去新樓，腎內科搬到了那裡，26床依然是“邪門”的存在。據說，有透析下來的病人住在這個床上，傷口明明包得好好的，可總是出血；有時26床沒住病人，半夜呼叫鈴響起，值班護士一看顯示的床號，嚇得都不敢按應答鍵……
對此種種，我不知道該如何解釋，隻覺得遺憾。如今10年過去了，我已經是高年資副主任醫師，再回過頭分析這個病例，我估計可能是當時膽總管取石後，用膽道探子去探查膽總管下端是否通暢時，造成了膽總管後壁的穿孔——這是後腹膜的感染，一開始沒有明顯癥狀，可後面就無法收拾了。如果放在現在，還可以選擇手術去給病人引流，但當時的我人微言輕，隻能祈求有奇跡發生。
楊緩緩曾跟我說過一件事，她的大學同學畢業後當醫生，一天夜班時，在病房走廊看見了已經死去的病人。一開始她以為是幻覺，後來又經歷了幾次，她不能排除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出現了問題，於是就辭職了。“她說自己辭職倒不是因為害怕，那些擦肩而過的死去的病人似乎也沒有惡意。”
聽到這裡，我想起一句話：“每個醫生的心裡都有一座墳墓。”
2017年，無論是自我感覺還是外人評價，我已經是一位比較成熟的醫生了。隻是每每想到在26床附近聞到的那股特殊氣味，我總覺得它在某個角落窺視我、嘲笑我。我也曾嘗試忽視這種氣味，但最後的結局就是吃了個悶虧。
那應該是4月的一天，下午5點，我從手術台上下來，隨便吃了幾口，就回值班室修改論文了。中途護士進來說34床喊痛，我就讓護士給他打支曲馬多（非阿片類中樞性鎮痛藥物）。
34床是個胰腺炎病人，據他的管床醫生說，這人性格比較“作”。來了醫院以後，這種藥他不讓用，那樣藥他不讓輸，胃管上上去，回頭他就自己拔了。住院十多天，34床差不多快好了，結果他一高興，出院頭一天就溜出去和朋友吃了頓火鍋，當天下午5點左右，又捂著肚子回到了病房——病又發作了。
為此，他的管床醫生挨了主任一頓訓。醫生表示委屈，說自己已經跟他強調了，隻能吃素。34床也很委屈，“我也沒吃肉，就燙了點菜吃。”
晚上9點多，我帶著實習生查房，剛做完手術的病人都沒事，幾個重病患者的情況也相當平穩。34床打了止痛針之後好多了，睡著了，心電監護儀的線又被他扯下來甩在一邊。一個小夥坐在他旁邊陪護，專註地看著手機。
回值班室之前，在走廊拐角處，我又突然聞到了那種燃盡的氣味。我站在那兒好一會兒，在心裡默默排查了一遍“重點病人”，覺得他們應該都沒啥問題。突然，我想起論文當中的一個關鍵點，短暫猶豫之後，我便走回值班室關上了門。
事情似乎是在一剎那發生的。
深夜11點40分，護士喊值班醫生去看一下34床。實習生先過去，沒一會兒就跑過來說：“老師，34床！”我沖過去，人已經叫不醒了，他面色蒼白，四肢冰冷，嘆氣樣的呼吸。我們給他上面罩吸氧，打腎上腺素，加快補液，可呼吸、心跳還是停了。接下來就是心肺復蘇，通知ICU、麻醉科插管。最後，心電監護儀上的波浪還是變成了三條直線。
我走出病房時，走廊裡已經來了二十幾個家屬，有人罵了我兩句，還想沖過來，但被旁邊的人給拉住了。我走到辦公室補登醫囑，完成搶救記錄，一個家屬在旁邊用手機錄像。
醫務科封存了病歷，科室醫生在一起討論，覺得最大的可能是胰腺炎再發，滲出的胰液腐蝕了一根大血管。這種情況非常兇險，即便急診手術，死亡率也非常高，但是我們畢竟沒有做到嚴密觀察病情，也有一定的責任。
這種事，醫生要是發現得早，跟家屬溝通了，問題就不大，但若是發現晚了，就有很多問題會成為醫療事故鑒定或者法庭上的不利因素。醫院處理這種事一般會征求科室的意見，是走鑒定還是調解，調解就是賠錢。
2個月後，醫院選擇賠錢了事，最後再按比例扣到了科室和醫生個人頭上。
三
還有2個小時，就是5月14日了，燃盡的氣味依然飄蕩在走廊上，我猜測這次要走的人可能是17床的80歲老太。她的氧飽和度隻有70了，我又開了組呼吸興奮劑給掛上，還讓值班護士提前把搶救車推到病床前。
當晚大概有十幾個家屬擠在走廊裡，我再次重申老人病情兇險，估計救不回來了，“你們該準備的要準備。”一個留著地中海發型，戴著眼鏡，60多歲的男人接話，說該置辦的東西已經備齊了。他是老太的大兒子，應該是當家的。
交代完這些，我讓實習醫生盯著老太，自己回辦公室去補醫囑。在走廊裡，我看到一個護工正在17床的病房門口往裡探望——醫院裡有些護工除了看護病人，還接了殯儀館、風水先生的業務。他們遇到彌留之際的病人就會在一旁候著，聽家屬交談，看能不能插上嘴，如果能介紹成一單，就有提成可以拿。
這種事兒，醫生護士沒法管，也不想管。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有時病人家屬因親人去世悲痛入骨，在別人眼裡，死亡或許隻是一筆生意罷了。
12點還差2分鐘的時候，急診科打來電話，說有個因車禍受傷的病人，讓我下去看看。我趕緊回到17床的病房，老太的氧飽和度升到了75，估計這幾分鐘沒事，我便讓實習生繼續候著，自己去一樓急診幫忙。
醫院的急診科永遠喧囂忙碌，一張擔架床上躺了個快遞小哥，一旁有個交警正在和一男一女說些什麼。我問怎麼回事？急診科醫生遞過一張剛拍的CT，說快遞小哥是車禍受傷的，“懷疑脾破裂。”
我拿起CT片對著天花板的燈看，他的脾臟的確有個裂口，周圍的積血還不少。“什麼時候的事，怎麼傷的？”
“他逆行。”交警身旁那個男人插嘴道。
交警打斷了他，讓他先不要說這些，責任以後會劃分的。我把片子放下來，語氣帶點責備：“怎麼想到逆行呢？你看這撞得厲害。”
快遞小哥講：“今天下雨，單子太多了，跑不贏。”
我望著窗外，雨從燈光前落下，斜的，一絲絲，各種色彩的反射、彌漫。值班一天忙忙碌碌的，真沒註意到外面下雨了。我快速收回目光，交代他們要馬上辦理住院手續，給傷者抽血、完善各項檢查，再通知家屬來肝膽科找我簽字，病人被直接送手術室。
從急診科出來，我趕緊打電話通知我這一組的主治醫師老梅，住院醫師李東。不久，他們趕到醫院。快遞小哥的妻子簽字時手一直在抖，她身邊站著個小女孩，四五歲的樣子，手裡還拎著個毛絨玩偶。
“醫生，有危險嗎？”女人問。
“當然有，不過我們盡量。”
想到17床老太的氧飽和度掉到了68，應該是“快”了，我就讓李東暫時不上手術，盯著那間病房。接著，我、老梅帶著實習生去給快遞小哥做手術。他的脾臟中間有一道裂口，足有6厘米長，捏住脾蒂，出血控制了。上止血鉗夾住脾蒂，切下脾臟，再連續縫合脾蒂，檢查胰尾有沒有損傷……手術中間李東上來了，說17床的老太走了，死亡證明也開給家屬了。
“你帶著他們關腹。”我對老梅說。
麻醉師問我，這個病人是送回病房還是去ICU，我說送回病房，“送快遞的沒什麼錢。”回病房不僅省錢，他醒來還可以看到家人，也算是一種安慰了。
“其實他不用出錢，對方車主保險公司會出的。”老梅說。
“不一定，這龜兒逆行。”
四
離開手術室時，我看了墻上的掛鐘，是凌晨2點5分。回到病房，17床老太住的病房已經空了。與她同病房的病人被臨時安排到了其他房間，那間病房的門關著，透過上面的玻璃窗可以看見紫外線消毒燈藍瑩瑩的光。
12床像睡著了，不知道會不會蘇醒；21床還在倒氣，又上了組尼可剎米，氧飽和度到了91，一時半會兒不會有事；35床的尿量有300ml了，他床頭櫃上的監護儀屏幕被護工調暗，綠色波形如海浪般起起落落。
我在走廊裡使勁嗅了嗅，那種氣味消失了。
站在辦公室窗前，城市的天空有一團暗紅，對面的樓宇還有稀稀疏疏十幾盞燈，飛山街上偶爾有汽車大燈掃過。突如其來的疲憊包圍著我，胃也空空，像無數雙小手在抓，我從手機裡調出街對面烤肉店老板的電話號碼，讓他送一百串烤肉上來。
這位老板胖乎乎的，在飛山橫街開燒烤店十幾年了。還記得有一年夏天，我和老梅凌晨做完一台急診手術，下班後就帶著滿身疲憊去他家喝啤酒。那天凌晨3點，燒烤店裡居然還有三桌客人，我們旁邊的一桌是情侶，正在相互喂飯，你儂我儂。門口一桌在下象棋，激戰正酣，還有兩個人站著圍觀。
現在，距離凌晨3點還差5分鐘，老梅、李東和實習生都從手術室回來了。我把手術記錄寫了，醫囑也開了，又從櫃子裡翻出一罐啤酒放冰箱裡——這不合規，但緊張的急診手術後，人需要一點點放松。
老梅吃了十根串兒就匆匆走了，說要回家瞇一會兒，天亮了他還要送女兒上學。李東吃了十幾串兒也走了，說女朋友獨自在家，他得回去陪著。值班護士也過來吃了幾串，剩下的，我隻好和實習生一起消滅了。
我把冰好的那罐啤酒拿出來，找了個一次性杯子給實習生倒了一杯。她有些驚訝：“還要喝酒啊？”
“啤酒算什麼酒？”
“也是，就像醬油不算油。”說完，她先笑了起來。
這是我們科室的一個梗——3天前，一個因胰腺炎餓了半個月的病人從早上到中午追著我問自己能不能吃油？先是問能不能吃豬油，我說不能；之後又問我能不能吃菜油，我還是說不能；過一會兒又來問能不能吃花生油？我終於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兒，看著他說：“花生油不行，玉米油不行，橄欖油不行，芝麻油也不行……”
“那醫生，我到底能吃什麼油？”
我做出無比同情的表情說：“你隻能吃醬油。”
仔細想想，醫患關系有時真讓人無奈。醫生明明拼盡全力想讓患者早點好起來，但有些人卻總是難以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像那位胰腺炎病人，要是不去吃那頓火鍋，現在應該還活著。可惜，沒有沒那麼多如果。他死的時候隻有46歲，離婚，沒有孩子，家裡隻有一位快70歲的母親。
一個人死去，從生物學角度講，是各種代謝的停止，是細胞的凋亡。多年後，記住他的除了家人、朋友，還有一個醫生。
也許是年紀大了，也許是帶的實習生太多，我越來越記不住實習生們的名字。眼前的實習生跟了我一個星期，幹活兒很麻利，她叫安然，名字好聽，寓意也好，我應該能記住。我舉起杯，和她碰了碰。
“說點什麼呢？老師。”
“要說什麼？”
“慶祝一下，為10床。快遞員回病房了，就在10床，我們拯救了一個生命。”
“也為17床吧。”我說。
安然的眼簾垂下來，輕輕嘆了口氣。
以前同事們在一起開玩笑，說醫生每送走一個病人，就應該在白大褂胸前繡一個方塊標記。一開始是綠色的，滿十個以後，變成一個藍色，十個藍色又換成一個黃色，然後橙色、紅色、紫色……以此類推。最後，老醫生的胸前就全是花花綠綠的小方塊，這有點像軍人的資歷章，可不同的是一個代表榮耀，一個記錄悲傷。
安然突然問我，明年是否帶研究生，她想考。我覺得女孩子進肝膽外科很辛苦，於是勸道：“你看楊緩緩，都成漢子了。”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手起刀落，刀光劍影，快意江湖。”安然左手拿肉串，右手舉杯子，把最後一口啤酒一飲而盡。之後，她把竹簽、快餐盒裝進垃圾袋，又扯一張紙把桌子擦了。
吃飽後，我們漸漸放松下來，就一起去看10床的快遞小哥。安然輕輕推開病房門，10床就躺在簾子後面，因為失血過多，他的臉色有點蒼白。他的妻子趴在床沿上，見我們進去，立馬坐了起來。小女孩蜷在床尾，身上蓋著半截被子，鼻子裡發出兒童特有的鼾聲。那個玩偶被她放在爸爸的枕頭邊上，瞪著眼睛張著嘴，永遠是一副萌萌的歡快表情。
簡單和家屬聊了幾句，準備離開時，我又驀地聞到了那種燃燒到盡頭的氣味。隱隱約約又實實在在。我猛然回頭盯著10床的監護儀，心率103，呼吸18，血壓112/73mmhg，氧飽98%，綠色的呼吸波形圖依然如海浪般，我似乎聽到了浪拍打沙灘的嘆息聲。
“怎麼了醫生？”10床家屬警惕地看著我。
“沒事。”我退出病房，瞄了一眼走廊裡的電子鐘，是3點51分46秒。
安然也感到大惑不解，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該如何跟她解釋那種玄妙的氣味，隻能說要帶她去看看那幾位剩下的“重點病人”。
12床依然在沉睡，各項指標都還正常；21床下巴上抬，長長吸一口氣，腦袋下點，又長長吐出一口氣，中間是漫長的間隔，應該還能再拖一段時間；35床的尿量沒有增加，但比之前好多了，他的護工醒過來看了眼監護儀，說“好著呢”，又重新躺下，身下的行軍床“嘎吱”了幾聲。
我們離開病房，走廊上掛鐘的時針正好指到4點，分針就停留在12點，似乎沒有動。這時，走廊裡有個老人走過來，像是23床——他是楊緩緩昨天才收的一個肝癌病人，增強CT預約在今天做。
“醫生，疼。”他掀起衣角，右上腹往外高凸出一塊，有小皮球那麼大。我看過他的CT片，知道腫瘤已經占滿了他的整個肝臟。估計他是實在疼得睡不著，就來走廊轉轉。
“走，回床上去，我給你打一針止痛的。”
23床往回走了幾步，突然扶著墻，癱倒下去。我連忙沖上去扶住，又呼叫護士，加上安然，三個人才把老人抬回病床。他的情況十分不妙，意識喪失，頸動脈搏動都摸不到了，我開始心外按壓，給他戴面罩上氧，腎上腺素1毫克靜推……
家屬匆匆趕來，安然再次替換我，跪到床上給老人做心外按壓。我跟家屬說現在估計是巨大肝癌破裂，很危險，需要大量輸血，“然後急診手術去止血，手術風險極大，很可能下不了手術台……”
老人有四個孩子，但隻來了三個，還有一個小兒子沒到。其他幾個子女商量過後告訴我，他們要等小弟來了才能做最後的決定，於是我把安然換下來，繼續去做心外按壓。
6點3分，小兒子終於到了，他哭了幾秒鐘後，就和幾位兄姐商量完畢，說不搶救了。我示意安然可以停下了，一縷濕潤的頭發從她的額頭垂下來，接著監護儀的那條波浪越來越低，最終變成了一條白色的直線，越來越遠。
“收了吧。”我看了看時間，對護士說。
回到辦公室，安然把死亡三聯單拿出來，對著電腦填寫。我先拿起茶杯灌下去大半杯，才拉了張椅子坐下。不久，安然拿著《死亡通知書》和《拒絕屍檢協議書》去找家屬簽字了。
我走出辦公室，沿著走廊一直走到廁所，然後再折回。一路上，我使勁吸了吸鼻子，發現那股燃盡的氣味已經消失得幹幹凈凈。它走了，一夜之間帶走了兩個老人，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從9樓俯視下去。腳下的城市已經蘇醒，街上有了寥寥的行人，還有小販推著早餐車走過。飛山橫街除了路燈餘暉，被鍍上一層暖紅色的光芒。那層光芒越過一排排屋頂，在高樓間歇，有風穿行。風之上，有鳥群如剪影緩緩飛過。城市的東方有連綿的青山，現在是濃重的黑、墨綠，逐漸過渡到淡淡的灰色，如水墨般洇開，和天空融為一體，被染成淡淡的紅色。
安然站在窗前，突然回過頭問我：“人死了，為什麼偏偏是日出？”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新人。經歷多了，特別是那些癌癥晚期的病人死亡，好像就是走一個相同的流程：搶救、宣佈死亡、簽署各種文書、補醫囑、寫搶救記錄。而那種氣味的突然出現，似乎隻是一個提醒，而我根本無力改變結局。不知道昨天的雨是什麼時候停的，我隻知道，現在，一輪紅日正等在群山之後。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