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篇：昨日的世界，理解二戰之後的全球化
1972年，一名蘇聯糧食進口商來到紐約。他衣冠楚楚，講一口幾乎聽不出口音的漂亮英文，直接約見嘉吉公司的負責人，表示蘇聯希望采購一批美國小麥。
嘉吉很開心有機會跟蘇聯人做生意。他們所不知道的是，這位蘇聯進口商與所有他能找到的糧食進出口商都搭上了線，很多人專程從倫敦、巴黎、甚至佈宜諾斯艾利斯飛過來跟他見面。蘇聯人很慷慨，與所有進口商都簽訂了采購小麥的合同，共采購2000萬噸小麥，相當於美國一年產量的三成。
等到嘉吉聽說蘇聯人的“豪買”之舉之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有進出口商手裡的小麥現貨加在一起遠沒有那麼多。進出口商都打著先談生意後采購的算盤，大量的缺口需要從糧食期貨市場采購，在兩個星期之內就把全球小麥價格推高了六成，也推高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這一後來被戲稱為“小麥大盜”的事件，在新書《交易的世界》（[英]哈維爾·佈拉斯、[英]傑克·法爾奇/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中被詳細記錄。
蘇聯人因為糧食減產，不得不在全球市場上采購小麥。精明的蘇聯進口商很清楚全球大宗商品商的軟肋——他們太過保密，相互之間根本不通氣，所以低價購買到了足夠多的糧食，讓大宗商品商承受糧食市場波動的風險，占了大便宜。此外，蘇聯人還善用美國農產品退稅的政策，變相賺取了三億美元的補貼。
這一事件突顯了二戰之後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雖然冷戰尚未結束，蘇聯卻並沒有完全隔絕於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秩序之外。相反，蘇聯的進出口商人對國際市場的遊戲規則門兒清，蘇聯與美國的交易也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少。
另一方面，它也彰顯了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即全球經濟深度融合，自由貿易不僅加速了制造業的分工，也徹底改變了全球農業，依賴分工和規模化的農業大幅推高全球產量。而且這是一個守規則的市場，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商在內的各種跨國公司是這個市場的主角，即使是美國冷戰中的對手也可以參與遊戲。
經濟發展的多樣化，商品（包括糧食這樣大宗商品）的日益富足，交易的頻繁，是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時代的根本特征。
1. 美國治下的和平與英國治下和平的不同
我們通常用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來形容二戰之後的全球化，並以此來區別一戰之前的上一輪全球化，即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如果仔細分析，這兩次全球化有相似之處，也有顯著的不同。
自由貿易是維多利亞時代（即一戰之前大英帝國最繁盛的時代）的信仰。這種信仰強調，隻要有自由貿易，就能推動國家的發展，就能帶來更好更便宜的產品和服務。這種信仰還用大英帝國的發展軌跡來想象全球發展，認為自由貿易能夠制造出一個巨大的中產階層，成為社會的中堅，並帶來穩定的進步。
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化有理想的層面，也有並不明說的一面。
理想的一面是對全球進步的向往，這種進步至少在英國社會是明顯的。英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貴族階層被商人和中產階層所取代，他們更相信長期的博弈，也更信任制度和規則。
並不明說的一面則是伴隨著全球化的是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競爭。雖然商業的全球化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大國之間卻紛爭不斷，在全球各地爭奪殖民地，拓展勢力范圍。
這種殖民的血腥和殘暴有違進步思想。維多利亞時代全球化繁榮的背後潛藏著兩條危險的發展脈絡，一個是全球殖民地爭奪的激烈，另一個是各大國海軍軍備競賽的白熱化。兩者都為未來的兩次大戰埋下了伏筆。
二戰之後的全球化顯然汲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教訓，一方面推動殖民地的獨立，另一方面全面遏制各大國參與的軍備競賽（美蘇爭霸是題外話），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美國所塑造的秩序，金融上基於佈雷頓森林體系，自由貿易上依托關貿總協定（後來演變成WTO），推動經濟發展則依靠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和亞洲快速復蘇。在這一基礎之上，美國構建了一個幾乎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的全球貿易規則體系。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推動了二戰之後的全球化上了一個新台階。
其實早在冷戰結束前，蘇聯世界中的計劃經濟安排就已經逐漸被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商所侵蝕。古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古巴經濟對蘇聯高度依賴，兩者有大規模的易貨貿易，古巴向蘇聯出口糖，換取蘇聯提供的石油。然而，從蘇聯運石油去古巴，從古巴運糖去蘇聯和東歐，都不是劃算的買賣，距離太遠。
如果可以在本地做兩個背靠背的雙邊貿易，就能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這就需要大宗商品中間商的參與。
實際上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經改變了計劃經濟的全球交易原則。他們在歐洲市場購買蘇聯的石油，並出售本地采購的糖；在拉美市場購買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售古巴的糖。如果盤算精準，墊資完成兩筆交易後會有不少的利潤。從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在推動因為冷戰而無法更有效進行匹配的全球化的貿易。
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最大亮點是中國深入參與全球化。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志，中國全面加入全球貿易體系，在過去二十年創造了一個大宗商品“超級景氣”周期。所謂超級景氣，指的是需求側的持續增長讓供給側總是供不應求，推動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高漲，並持續保持高位。
超級景氣周期，也一改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格局，價格一路向上，讓資源的擁有者，無論是煤礦、鐵礦、還是油田，都一下子成了香餑餑。中國也成了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最大進口國、消費國和加工國。
對比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化，二戰之後，尤其是冷戰之後的全球化有一個重要特點，除了持續推動自由貿易之外，還建立了一套幾乎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的規則體制，一改一戰之前國家競爭的叢林法則，不再有國家為了經濟競爭而訴諸武力。
2. 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的六大特征
二戰之後的全球化像登山，加入的人越來越多，雖然資源稟賦參差不齊，卻都能找到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充分發揮競爭優勢。後來者登山的速度越來越快，不再需要沿襲前人的道路，可以通過彎道超車和跨越式發展，沖向頂峰。這種全球化給全世界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發展，產品和服務變得越來越便宜、豐富、便利和迅捷。
整體而言，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有六大特征——
第一，二戰之後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提供了制度的保證，也確保了相對和平安定的外部環境。
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安定，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一段時間。因為全球化的新秩序讓所有戰後新興國家都心無旁騖地發展經濟、貿易和技術，催生了全球的繁榮。
這種秩序在冷戰結束之後覆蓋全球，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和平，幾乎所有國家都能夠參與到全球分工、全球貿易、全球制造、全球流動中。這是一場真正的全球化，全球融為一體，大家都受益。全球化規則的制度化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第二，這是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
冷戰之後，所有致力於發展經濟的國家都站在了一邊，享受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發展紅利。新興市場的發展模式也相互借鑒。日本所開啟的東亞“雁陣模式”，不僅讓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也為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所效仿。
這個沒有敵人的地球村，雖然不同地區發展不均衡，所處的發展階段也不同，但恰恰因為有整合的交通和市場，沒有了戰爭和饑荒，各國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分工，探索自己發展的道路，經濟發展速度才會史無前例。
第三，這是一個唯增長論的時代。
各國通過參與分工和貿易，都享受到了全球化發展的紅利，國家之間的競爭以成本競爭為主，不再像二戰之前強國通過戰爭的方式解決經濟問題。
帝國之間的沖突和戰爭變成了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參與競爭的國家可以專註於發展經濟所需要的一系列投入，比如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投入，而不用在軍事上耗費大量資源。
這也是一個加速增長的過程。英國花了七代人200年的時間完成工業化，這樣的慢節奏帶來的社會沖擊比較小。德國人作為後來者，花了四代人100年的時間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已經略顯緊湊。加拿大、日本、亞洲四小龍和其他二戰之後新興市場國家如意大利和阿根廷用了2.5代人完成了工業化，速度更迅猛。而中國的工業化和融入全球化隻用了不到兩代人40年的時間。
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樣本，一方面是工業化覆蓋的范圍和人數巨大，另一方面則是它是第一個國家在一代人的生命歷程中——從六零後到八零後，見證了工業化的從無到有，又將經歷後工業化時代老齡化給整個社會帶來的轉折性變化。
第四，這是一個跨國公司崛起，從富可敵國到勢可敵國，不斷主導全球化的時代。
跨國公司創造了復雜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真正完成了全球資源的全球配置和全球市場的開發。
跨國公司是價值鏈的領導者，其主導的不再是貨物貿易，而是任務貿易。它們確定任務，審視全球供應商，分配任務。任務本身很復雜，但因為生產和制造的模塊化，這樣的任務分配可以更高效。這種任務貿易催生了復雜供應鏈和頻繁穿越國界的中間品貿易，也催生了JIT（Just-in-time）零庫存管理，吸引更多國家參與到全球制造和貿易之中。
跨國公司也從富可敵國變得勢可敵國。舉一個例子，哪家公司曾經擁有世界上強大的海軍？答案不是東印度公司，而是百事可樂公司。1990年，為了支付在國內銷售的百事可樂，蘇聯用17艘潛水艇、一艘巡洋艦、一艘運輸艦和一艘戰列艦來償付，計價標準是將這些艦艇作為廢銅爛鐵販賣的價格。百事可樂的主席曾經對老佈什總統不無誇耀地說：我們推動的蘇聯裁軍可比你要快多了。
第五，這是一個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推動發展的時代。
關於中國如何利用人口紅利取得巨大發展，這裡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因為二戰之後的安定環境催生了一波嬰兒潮，幾乎給全球各國的發展都帶來了人口紅利。
以美國為例。2020年是美國是嬰兒潮一代大量退休的年份，而嬰兒潮一代恰恰塑造了美國消費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從美國汽車市場的發展就可見一斑。
美國汽車市場過去50年一直由嬰兒潮主導。嬰兒潮剛剛進入職場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推動日韓小型車進入美國市場，價廉物美，很投年輕人口味；嬰兒潮進入生育高峰，讓七座的保姆車成為主流；當嬰兒潮步入中年，希望彰顯肌肉，推動SUV大火；最後，SUV的內部空間與皮卡的工具性的結合演化出了福特F150這樣的皮卡爆款，背後仍然是嬰兒潮一代人的選擇。
從消費和財富積累的角度來看，15歲到45歲的人口是消費最中堅的人群，上學、成家、買房、買車，都在這一階段完成。相應的，45歲至65歲是資本積累最重要的人群，他們收入穩定，是稅收的主力軍。可以說二戰之後的繁榮與嬰兒潮一代的成長同期。
第六，這一波全球化又是一個一方面高度整合，另一方面又極端脆弱的矛盾體。
整合不必說，全球日益復雜的供應鏈，各國紛紛參與全球化，共同遵循全球化的規則。那為什麼說這又是一個非常脆弱的世界呢？因為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分佈極其不均衡，完全依賴全球海運的發展才能維系復雜高效的供應鏈。
石油是運輸裡程最長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持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但石油的分佈就極度不平均。全球三大產油地區，分別是中東、俄羅斯和美國。但無論中東還是俄羅斯，其石油產業都依賴全球化的和平秩序和跨國公司所提供的技術支持。
以俄羅斯為例，因為油田偏遠，開采條件差，一半產出都依賴跨國公司和美國油服企業。無論運輸被卡斷，或者技術被封鎖，都可能嚴重影響石油的供給。
雖然綠色能源正在替代石油，但速度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快。此外，即使在未來的“矽時代”，全球化依然是脆弱的。綠色革命需要制造大量的電池，讓銅、鋰、鈷等金屬變得更重要，但冶煉這些金屬所需要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分佈同樣不均等。
作為整合和脆弱的矛盾體，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需要全球秩序的保障，一旦失序，變成支離破碎的世界，就可能導致原材料和能源的稀缺，而任何的稀缺對於充分全球化的國家和跨國公司而言，都是致命的。
3. 這個全球化時代的邏輯和基礎
全球化是一項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革相互促進的過程，在二戰之後尤為顯著。技術的進步以運輸革命、金融革命和農業的綠色革命為代表，制度變革則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的體系和規則。
運輸革命的標志性代表是發明了集裝箱遠洋貨輪，極大推動了全球海運貿易的發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海運的成本是貨物成本的百分之一，其背後最主要的推手就是集裝箱貨輪的廣泛使用。隨著集裝箱船隻越來越大，帶動的是供應鏈日益復雜，以及超級港口的興起，也讓全球制造不再需要受到地理限制，在全球普及。
集裝箱運輸的普及讓跨國公司可以踐行零庫存管理，供應鏈越來越復雜，催生了大量的中間品貿易，當然也推動了完全依賴全球供應鏈提供食品、能源、消費品的超級城市的興起。
金融的變革同樣重要。從1971年美國廢除金本位固定匯率，全球匯率浮動之後，不再與任何貴金屬掛鉤、完全依賴國家信用發行的法定貨幣給了央行行長們更多影響經濟發展的工具。
冷戰之後，歐美都進入到了一個很長一段低利率的時期，資本變得越來越便宜，投融資大幅增加。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央行量化寬松的政策更給市場註入了巨大的流動性。從1990年到2020年，便宜的金融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推動了經濟史無前例的大發展。
二戰之後全球農業的發展同樣是化肥廣泛使用和育種綠色革命與全球化共振的結果。光有綠色革命，沒有全球化的制度保障，全球大規模農業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規模。
拜石化和種子技術的發展所賜，化肥、農藥、種子、綠色革命推動了農業更高效發展。和制造業一樣，全球化的農業也遵循效率和成本的分工原則，所有可以參與全球市場的國家都可以對自己的農業生產進行全新規劃，追求規模效應，成本更低，收獲更高。
結果是，二戰之後農業所創造的卡路裡增加了七倍，大多數國家不再擔心糧食安全，蘇聯能夠在糧食減產時在全球購買小麥就是很好的例子。
工業化、城鎮化和全球化是一趟加速的上山攀登的旅程，我們所熟知的全球化將我們帶到了一個更快、更好、更便宜、更豐富、更高效的世界。
二戰之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到疫情之前的這一段歷史，在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是特例。但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親身經歷的偏見，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我們熟悉的全球化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時代。
幾乎沒有大規模戰爭，大多數國家全心全力去發展經濟，技術變革日新月異，民眾的生活大幅上台階。恰恰因為廣泛存在這樣的偏見，我們對即將到來的危機缺乏足夠的重視，簡單地以為發展可以持續不停，而忽略了這種無間斷大發展背後的邏輯和基礎正在發生改變。
新冠肺炎疫情為這一時代劃上了休止符，那個充分全球化的時代已經是昨日的世界，明日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二、下篇：明日的世界，面對逆全球化的可能挑戰
和登山一樣，一旦見頂，就面臨下山的路。登頂之後，上山的路多迅猛，下山的路就多陡峭。
地緣政治戰略家彼得·澤汗（Peter Zeihan）在新書《The End of the World is Just beginning》（世界末日才剛剛開始）描繪了一個灰暗的前景，一種對逆全球化世界的情境分析。恰如上山時的助力可能成為下山時的負擔，發展的動力也可能成為衰落時的包袱。澤汗在書中揭示了在三重壓力：
加速工業化所導致的全球老齡化共振；
加速城鎮化和現代生活方式所導致的少子化加速了人口結構的崩塌；
美國治世的終結所帶來的可能的全球化秩序崩塌。
他認為這三點正在發生的結構性的變化將塑造明天的世界。在他灰暗的預測中，全球未來面臨巨大的困境。
我並不認同澤汗的許多論斷，但他的分析框架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在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我們需要對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做出多重的規劃，尤其對極端但可能發生的變化做好準備。
1. 逆全球化的圖景
如果說全球化是一個JIT的世界，那麼逆全球化就將是一個SSSC（Slow， Simpler， Secure， Closer to Consumer）的世界。發展緩慢，復雜的供應鏈被拆解，國家和大型跨國公司都把安全放在比效率更重要的位置上，其結果是那種盛況空前的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會讓位於更貼近消費者的制造和服務。當然，這也將是一個更加昂貴的世界。
怎麼理解可能的逆全球化的世界呢？分享四重視角。
首先，如果說全球化的世界是將全球整合成為一個地球村，是一個充分開放的世界，隻要謀求經濟發展的國家都可以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參與，那麼逆全球化的世界會是一個分裂成多個地區的世界，一個個相對封閉的世界，並不兼容。
以大宗商品交易商為例，逆全球化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分裂”，它們所從事的在全球尋找資源，在全球都能銷售的模式，可能需要改變。同樣的，全球制造、全球銷售的模式，也將被完全重構。
其次，這將是一個技術和制度失衡的時代。制度的逆向發展一方面無法保障外部安定的秩序，另一方面也無法支持經濟單一維度的發展。對安全的專註，將構建一系列的冗餘，而這種冗餘本身並不會提升效率，其結果也將放緩技術發展和應用的步伐。
第三，金融的變化不可小覷。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的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元，而美國在過去幾年轉向“美元霸權”，利用美元結算在全球貿易中的支柱地位，將美元作為對國家和企業打擊的武器，迫使各國，包括盟國，遵循美國的政策，就給了美國機構以一定程度的“治外法權”，這本身就是對國際秩序的挑戰。
更根本的問題是過去三十年低利率的時代的終結。歐美當下面臨的是幾乎與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相當的高通脹問題，應對的方法將是不斷地快速的加息，這些都無助於全球化的發展。
最後，能源的脆弱性在俄烏沖突爆發半年之後已經暴露無遺。
歐洲面臨俄羅斯天然氣“斷供”的風險，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影響工業生產，也推高消費品價格。歐洲人更擔心寒冬將至，缺乏能源保暖過冬的問題。全球化所帶來的對能源的依賴，其脆弱性在逆全球化的時代暴露無遺。
就像美國會以美元霸權和經濟制裁作為武器，俄羅斯也可能以能源供給作為武器。逆全球化的時代，以懲罰、制裁和制造短缺為主的經濟戰成為競爭的另一種手段，不僅增加了成本，更給全球經濟的發展蒙上了厚厚的陰影。
2. 逆全球化的六大可能特征
與我們熟悉的全球化一樣，逆全球化也有逆轉的六大可能特征。
第一，美國將不再願意承擔維持全球秩序的義務。
二戰之後，全球化的根本保障是全球航運的安全，讓任何參與經濟發展的國家都能夠獲得能源、大宗商品，也能夠參與到全球制造和全球農業的大分工之中。但顯然，美國主導的體制在冷戰結束之後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敵人沒有了，美國為什麼還要承擔提供全球安全網的義務？
美國原本就有孤立主義的傳統，特朗普對待北約的態度就特別有代表性。靠慣性向前推進的秩序，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8年的貿易戰，持續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給它釘上了最後的釘子。
第二，這將是一個再次制造敵人的世界，分出彼此的世界，開放與封閉博弈的世界。
冷戰之後的全球秩序很罕見，因為它幾乎沒有敵人，這是歷史的非常態。歷史上，全球一系列秩序都是排他的秩序，樹立共同的敵人才能擱置內部的爭議，一致對外。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的秩序貌似是開放包容的秩序，卻因為失去了靶子，反而內部矛盾叢生。
那些鼓吹“新冷戰”的人，其背後的邏輯是重新找到敵人，將世界再次分出彼此，在盟友內部增加凝聚力。
第三，這將不再是一個“唯增長的”世界，而是一個安全重於增長的世界。
唯經濟增長的模式催生了供應鏈的JIT，達到了效率和成本的極致，需要充分調動各個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變成了JIC（Just-in-case），即根據不同情況應變，需要做好預案。逆增長時代的SSSC則意味著一系列更大的變化。
改變之一是制造業不再會是全球佈局，而是會選擇區域內的整合，更貼近消費市場。這也意味著不少成熟市場會推進一些對安全敏感度高的產業的重新工業化，芯片制造重回美國就是一個例子。
改變之二是垂直整合變得再度流行，追求安全和減少瓶頸是背後的推手。很多制造業將更龐大也更集中，垂直整合，或者至少供應商都在核心制造商的身邊，減少中間品貿易運輸可能帶來的風險，尤其是“卡脖子”的風險。
改變之三是小型定制化制造商的興起。它們提供小批量、靈活的零部件，幫助核心制造商補短板，提供冗餘。當然這也意味著成本會更高。
改變之四是之前全球拉動的發展模式發生本質的變化，從日本開始的東亞發展的“雁陣模式”將壽終正寢。大量的制造將重新回到成熟市場，便宜勞動力的資源窪地因此將不再有吸引力，而通過低端制造積累管理和組織經驗攀登價值鏈的發展模式也將宣告破產。
第四，跨國公司需要重新重新審視全球化的格局。
跨國公司全球價值鏈佈局需要兩個前提，首先是不受非市場力量的影響，其次是不存在基於國籍的對買方的歧視。很明顯現在這兩個前提都受到了挑戰，非市場力量正在影響跨國公司的行為，跨國公司也因為其國籍而遭到歧視，美國對華為的芯片封鎖就是典型案例。
但全球價值鏈到底會怎麼變，仍然充滿不少的變數。可以肯定的是，跨國公司都在重新審視全球價值鏈的佈局。此前，在價值鏈上，許多位於不同國家的企業集體參與了從研究、開發、零部件生產、產品組裝，到最終產品銷售給全球市場上的終端用戶的各種任務。
是聽任價值鏈縮小到分裂的區域貿易循環中，還是跨國企業會努力維持全球化的開放和自由貿易，仍值得觀察。
第五，人口紅利將演變成老齡化的包袱和少子化的陷阱。
在我們熟悉的全球化時代，不同國家享受的人口紅利梯次不同。但逆全球化的時代卻是一個大多數已經有所發展的國家人口紅利幾乎同時消失的時代，在幾乎同一時間進入到大量人口退休，而極低的生育率又引發人口坍塌的階段。
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讓不同國家沿著同一順序遞進發展。工業化和參與全球化帶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推動城鎮化、推動人均壽命大幅增長，但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又必然導致出生率降低。
所不同的是，不同國家經歷這一順序的速度不同。英國發展最早，享受了200年的發展紅利，德國120年，日本70年，而中國隻有40年。發展迅猛意味著老齡化的來臨同樣兇猛，一下子到了硬幣的反面，人口紅利在發展期是資產，人口紅利耗盡進入到老齡化階段就變成了負債。
出生率同樣影響未來經濟發展。足夠高的出生率保證有足夠的年輕人進入社會，他們是新鮮勞動力，也是有動能的消費者。當一個社會老齡化出現的時候，它的動能和消費能力都會發生變化。
第六，脆弱大爆發，整合變成撕裂。
全球化的特征是整合，隱憂是脆弱性。逆全球化將這個一體的系統打破，變成多個子系統，其結果一定相對於一體的系統更低效。整合被打破，全球化所依賴的安全可靠的運輸，大宗商品和能源的有效供給，大規模市場的開放，都可能扭轉。
此外，為了應對通貨膨脹而持續加息，便宜資金的時代一去不復返，這將對從創新創業所依賴的風投到綠色能源投資等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影響，也需要我們去適應。
同樣，脆弱的大爆發，也會深遠影響全球農業。從種子、化肥、運輸等各個方面，農業都與制造業一樣，與全球化深度捆綁。一旦解綁，帶來的沖擊也將是巨大的。
種植以出口為導向的單一作物的大規模農場將讓位於以滿足本地消費為主的小規模農場。其結果將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種類大幅減少，農業經濟也大幅縮水，糧食安全重新被提上議事日程，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已經絕跡的饑荒可能會卷土重來。
3. 煉金術的故事
探尋中國未來發展的人，會在歷史中從不同維度求答案。從大分流到李約瑟之問，都是在拷問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會一度發展緩慢。而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至少證明了三點：
1. 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有著澎湃的企業家精神，隻要給予和平安定有秩序的外部環境，就能推動爆炸式的經濟增長。
2. 中國緊緊抓住了全球化提供的重大發展機會，充分參與全球分工，在價值鏈上不斷前行。
3. 隻有不斷地改革和開放，推動全球化，中國才能持續發展。
最後講一個煉金術的故事。
煉金術和科學一樣，都基於中世紀的化學實驗。為什麼同樣起點，卻可能演化成騙人騙己的煉金術和不斷進步的科學。科學史家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解釋說，原因就在於“煉金術密而不宣，而科學則開誠佈公”。
伍頓的這句話點出了開放與閉塞、公開與黑箱之間的差別，其實不隻是科學受益，也同樣適用於全球經濟的發展。
煉金術的實驗密而不宣，就好像長生不老術一樣，隻有秘不示人，才能自己受益，奇貨可居。密而不宣，黑箱操作就隱藏了太多騙人的把戲。同樣，一些突破性的實驗，因為密而不宣，不能廣為傳播，也不能被更多人驗證，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推動認知的發展。
科學也基於實驗，但更重要的是分享。分享在這裡有兩層意思：
第一是實驗的成功廣為分享，讓更多人參與、復制、核實，同時對實驗的過程和結果加以討論、改進，這是推動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的動力，也可以讓更多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一步探索；
第二則是科學的驅動力是公心，是解決大家的問題，而不是首先讓自己受益。
中國持續推動全球化，而不是坐視逆全球化主導世界，需要堅持擁抱開放，遠離閉塞，同時要清楚，持續的全球化需要有保障的國際秩序，而這樣的秩序是大國首先需要參與提供的公共財產。
我們現在正身處昨日的世界與明日的世界之間的十字路口，時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