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佬的意外離世，總會把日本推向命運十字路口。在這個由“巨頭、豪族與派閥”構築的島國紙牌屋裡，關鍵人物的去存往往決定根本走向。
一如1582年的本能寺之變，以及1908年的車站黃昏。
微妙的差別是：“人亡政亡”或“人亡政存”？
7月8日，當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遇刺後，同樣的問題被擺到桌面上：安倍晉三死後，他的安倍經濟學會繼續，還是隨風而逝？
安倍經濟學的困境
安倍經濟學的靈魂在於“大規模量化寬松”，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央行大放水、日元貶值，是安倍經濟學貫穿始終的招數。面對近二十年日本國內的嚴重通縮、消費疲軟、投資寒冬，安倍晉三一方面希望增加日本國內活力；一方面希望通過“日元貶值+日本產業結構調整”，重振日本出口優勢，貿易立國。
“三支箭規劃”是安倍經濟學的基本方針：大膽貨幣政策（如讓日元貶值、日本央行瘋狂印鈔）+靈活財政政策（如2013年的10.3萬億日元經濟刺激計劃）+刺激私人投資的增長戰略（如TPP、有效企業稅下降2.4%、消費稅上升3%）。
對2013年死氣沉沉的日本經濟而言，這是一劑“短效猛藥”。安倍晉三下藥很急。三支箭規劃從2013年4月到2014年6月陸續推出。在保守的日本政壇，在15個月時間裡連續改變關鍵國策頗為激進。
猛下藥短期內確實出現效果。在新政推出後，日本經濟呈現出了“短暫的活力”，2013年日經指數上漲57%，這是1973年以來的最大增速。
但這樣的活力，是沙灘城堡。日元貶值，帶來了一波出口紅利；而日本政府的公共投資拉動了一波“消費”。但拋開這些“激素”作用，安倍經濟學並未讓日本民間回復消費和投資活力。以及，由於日本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上過度依賴進口（由於和美國的特殊關系，日本不得不大量從美國或美資控制的資源方進口相對更昂貴產品）日元貶值帶來的出口紅利，很快被資源及能源進口蠶食。
日本從一個行動遲緩的病人，變為了一個依賴“激素”的“看似健康”者。在虛假活力背後，更深層的隱患是“藥不能停”——一旦量化寬松政策停止，日本可能出現比安倍上台時更嚴重的通縮、衰退。
安倍晉三試圖擺脫“激素依賴”。他嘗試更深層的結構性變化，於是在2015年安倍晉三推出新三支箭規劃。他想從人口側給日本找到新活力，於是他推出了一系列圍繞提高出生率、緩解老齡化、增加社會勞動力的刺激政策。
從失業率等數據角度看，安倍晉三的新三支箭規劃是有成效的。自2015~2020，日本的失業率持續下滑，在2020年一度達到2000年以來最低值。但新三支箭的關鍵目標並未實現，比如生育率。2015年之後，日本平均生育率持續下降，2021年平均統合生育率僅為1.33。
安倍經濟學生長在一個畸形的土壤裡：在深度被美國“捆綁”的情況下，安倍晉三試圖為日本找到一種更有靈魂的活法，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出口端，日本的核心產品（如汽車、工業零部件）和美國企業是正面對手；在資源側，日本對美國的依賴與日俱增。就在安倍經濟學火熱的年份裡，2014年日本首次從美國進口輕質原油（美國頁巖氣開發的副產品）而在2017年日本政府宣佈從美國進口的液化石油氣將增長100%。
在這樣的局面下，日本實際上隻是“美國森林生態”的一部分。以及，同樣面對疲軟的韓國，正在搶食更多的“日本機會”。在東南亞，韓國品牌和日本品牌在過去十年正面對決，在手機、家電等領域，韓系品牌在一些曾經日本的“優勢場”取而代之。而在日本最為關註的汽車等領域，過去十年市場和產業格局正因為電汽車而發生顛覆性變革。
擺在今天日本政府面前的挑戰是，在2020~2021疫情沖擊、俄烏沖突、海運波動多重因素影響下，日本正在花更多的錢進口——2021年日本出現2014年以來最大貿易逆差。而日本的貿易逆差還有繼續擴大的趨勢，2022年由於石油價格波動，日本月度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
以及，過去十年，安倍經濟學的“放水策略”並沒有讓日本普通人的消費力提高。日本總務省的數據顯示，2022年5月以來日本實際家庭消費支出連續三個月下滑。2017年以來，日本家庭年度支出持續下滑，唯一的增長年份出現在2021年，但同比增長僅為1.6%。
安倍經濟學將迎終局？
從長期看，安倍經濟學是難以為繼的。
由於核心原料、能源過度依賴進口，2020年以來日本的企業的原料成本大幅上升，日本家庭在能源領域的開支占比持續增高。
安倍經濟學帶給企業的降稅紅利、帶給普通人的漲薪紅利，正在因世界范圍的不確定性而消失殆盡。以及由於日本國內用工價格更高及勞動力缺口擴大，過去十年日本的核心企業正在把工廠遷徙到人力成本更低、勞動力更豐沛的東南亞、南亞等地。這意味著，通過日元貶值實現的刺激出口模式，正在降低效力。
更大的危機是債務。截至2021年12月，日本政府的“債務占名義GDP比”已經達到225%，這是世界發達國家中的最高比。在這樣的局面下，日本還需要承接來自美國的“風險轉嫁”。今年6月23日，日本財務省曾公佈數據顯示，外國買家拋售日本國債已經達到4.8萬億日元創下紀錄。
但從短期看，日本會繼續延續安倍經濟學，兩個因素是關鍵：政治繼承者的政策延續性、短期內日本找不到“低風險且高效解決問題”的方法。
目前在日本政壇，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繼承著安倍經濟學衣缽。實際上在安倍晉三退任兩年中，黑田東彥通過日本央行持續推進著量化寬松策略。
安倍晉三對黑田東彥有知遇之恩。正是安倍晉三把他提拔為日本央行行長。研究黑田東彥的成長史，不難發現，他是典型的“智囊”型官員，曾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經濟顧問，也是安倍經濟學重要的規劃者之一。
而現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和安倍晉三淵源很深。他不僅曾是安倍晉三內閣成員，其表兄宮澤洋一曾任安倍晉三經濟產業大臣。簡言之，今天決定日本經濟政策走向的，依然是安倍晉三的幕僚或政治盟友。
從這個角度看，短期內日本政府大幅度推翻安倍經濟學並不現實。
但這些安倍經濟學衣缽傳人，是否能長期居於此位是要打個問號的。
2022年日本共同社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58.5%的受訪者認為黑田東彥不適合擔任日本央行行長。而岸田文雄上任時，便有日本國內的調查顯示，有70%的受訪者反對岸田文雄繼續安倍晉三的執政方針。
在目睹了過去十年安倍經濟學的實際效果，以及經歷疫情沖擊後，日本普通人正試圖換個活法。
“人即城垣。”
16世紀，日本戰國大名武田信玄在修建都城“躑躅崎館”說下了這句名言。（“人即城、人即石垣、人即堀”）他想表達的意思非常簡單：愛惜百姓。
在過去十年，日本國內對安倍經濟學的質疑聲很多，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涉及普通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利益。比如有人質疑安倍晉三的政策迫使更多60歲以上的老人不得不打工；以及為了提高生育率，日本政府推出一系列生育激勵政策，但最終成本轉嫁到普通人的稅費；以及在石油等原料價格高企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並未真正給中小公司提供降低成本的方法，壓力直接由中小企業承擔。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日本平安時代以來，受不了壓力的日本普通人隻能走向“一揆”的道路。這些日本的農民、小手工業者拿著鋤頭和木棒，跑到神社或者領主門外“討要說法”。
眼下，擺在安倍晉三繼承者們面前的其實是個爛攤子，而他們卻找不到下一個強力人物去“收拾”。
這和1582年、1908的日本都不同。
在1582年織田信長殞沒於本能寺後，豐臣秀吉迅速通過天王山之戰、賤嶽之戰確立了“強人地位”。而憑借強人地位，豐臣秀吉基本貫徹了織田信長的大部分經濟政策：樂市樂座令（鼓勵工商業、減少關卡並打擊壟斷）、兵農分離、統一貨幣體系。直到1615年大阪之戰德川家徹底接收天下後，這一系列源自織田信長“理念”的經濟政策才發生顛覆性調整。
而岸田文雄和黑田東彥都並非這樣的強力人物。這意味著，安倍經濟學可能會更快速地被改寫甚至取代。而離開刺激性激素後的日本，很可能會更深度地被綁定在美國經濟生態體系內。對於日本公司乃至普通日本人而言，前景並不樂觀。
其實日本也有選擇。比如可以更深度地融入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生態體系之中，並成為其中一環，貢獻自己的專業價值。而日本市場，也可以因為更具性價比、更新的中國消費品而恢復活力，當更多中國品牌和中國流量登錄日本後，將會帶去更具吸引力和競爭力的玩法、路徑。就算日本國內不再有強力人物，但它總是可以找到“就在身邊、文化相近、又強有力的大國”去追隨，一如它的平安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