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8日，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召開新聞發佈會，年僅30歲的研究小組組長小保方晴子帶領的課題組宣佈成功制作出一種全新“萬能細胞”STAP細胞。其意義超越諾貝爾獎得主山中伸彌教授發現的iPS細胞。
小保方晴子聲稱：與iPS細胞等技術不同，這項創新技術的亮點是，僅僅通過改變外部環境，給予細胞刺激，就能使細胞發生變化。她認為，這項技術應該能在再生醫療和免疫研究等領域作出貢獻。
小保方在英國《自然》雜志同期發表兩篇STAP細胞論文，共同作者包括著名發育生物學家笹井芳樹、克隆技術專家若山照彥、哈佛大學教授查爾斯·瓦坎蒂等。
via：premiers-igaza.biz理研新聞發佈會上的小保方、笹井和若山
新發現給再生醫療的未來帶來無限新可能，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間成為日本科學界炙手可熱的明星。
年輕的女性科學家，身穿烹飪服做實驗——小保方的身上滿是媒體所喜愛的標簽，引發了一場“小保方熱”。
然而，發佈會後僅兩周，網絡上出現了對STAP細胞論文的各種議論，論文中的多個圖像被指涉嫌科研不端，約20行內容被指抄襲。
《自然》雜志和理研相繼啟動調查。
2014年4月1日，日本理化學研究所調查委員會發佈調查結果，小保方晴子在STAP細胞論文中有篡改、捏造的不正當行為。
之後，日本理化學研究所正式宣佈，這種所謂的“STAP”細胞是復制不出來的，給這項飽受爭議的研究畫上了句號。
小保方晴子一夜之間從科研明星的神壇跌落，一直力挺STAP的小保方導師、被認為有望獲諾貝爾獎的幹細胞界頂尖專家笹井芳樹更是不堪壓力選擇自殺。
被質疑的論文圖像
STAP細胞事件是與舍恩事件、黃禹錫事件並列的20世紀三大科研醜聞之一。STAP細胞論文的共同作者除小保方晴子及一眾日本的世界一流科學家外，還包括哈佛大學的美國教授。
小保方所在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簡稱“理研”），隸屬文部科學省，成立於1917年，是日本唯一一所自然科學的綜合性研究機構，雲集物理學、化學、數學、工學、生物學、醫學等各領域頂尖科學家。
《造假的科學家》
（日）須田桃子 著，王家民 譯
記者須田桃子一路追蹤采訪，獨家專訪包括已故的笹井教授在內的大量學界相關人士，調查並報道了STAP細胞論文被證明捏造、篡改內容的全過程，探討了學術不端發生的深層原因，寫成了《造假的科學家》這部科學紀實作品。《造假的科學家》榮獲大宅壯一非虛構文學獎、科學記者大獎。
STAP細胞事件絕不能歸責於某一特定的人。實驗的方式、研究室的討論、成果的發表方法、對造假嫌疑的處理，甚至第一作者在研究生院所受的教育，這所有的階段都出現了問題。
須田桃子在書中寫道：我認為潛藏著某些結構性問題，它正在侵蝕著日本科學研究的第一線。
被證實科研造假之後，小保方晴子的命運如何？
小保方晴子沒能實現再現實驗，也沒能按期完成問題博士論文的修訂工作，於2015年11月被撤銷博士學位。
2016年1月，小保方出版記錄事件“真相”的手記《那一天》，迅速成為暢銷書。
2018年3月，她又出版了第二本書《小保方晴子日記》，記錄STAP事件後自己如何“孤獨奮鬥”。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STAP事件之後發生了什麼。
2014年12月，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一支團隊宣佈重復實驗的結果。圖片來源：nature.com
小保方出版手記《那一天》
隨著第二次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束和對相關人員的紀律處分的下達，作為一大醜聞的STAP細胞事件暫時落下了帷幕。然而，在那之後，這一醜聞又持續發酵了一年多。
引起最大話題的是小保方的手記《那一天》（講談社出版），該手記於2016年1月出版，成為暢銷書。2015年11月確定撤銷博士學位時，小保方要將修改後的博士論文及相關數據在網上公開的承諾仍然沒有兌現。在兌現承諾之前卻先出版了手記，這讓我首先感到驚訝。但這畢竟是2014年4月的那場記者會以後再未在公開場合談論過該研究事件的當事人手記，於是我趕緊看了一下出版社在發售的前一天散發給各媒體的樣書。
小保方的手記《那一天》在書店銷售
在手記的開頭，她對引發了一連串的轟動事件道歉的同時，還述說了自己的寫作動機：
“我認為，對於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這件事，一味地閉口不談，等待世人的遺忘，是一種更卑鄙的逃避，我決定在本書中將真相和盤托出，即使把自己的軟弱和不成熟暴露於天下也在所不惜。”
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真相”呢？我期待著能夠讀到在采訪和調查委員會的兩次調查中都沒有查明的事實，但漸漸地我發現這種期待換來的隻是失望。這是因為，在與STAP論文和博士論文中被認定的不端行為有關的記述中，有很多令人難以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引人註目的是，小保方沒有寫多少對自己不利的“客觀事實”，寫出來的也是在給讀者帶來誤解，甚至對某些情況完全予以了隱瞞。
例如，對於第一次調查委員會認定為造假的STAP論文中的4張畸胎瘤圖像，小保方寫道：
“當初，我在學生時代所寫的研究論文的內容，都是有關由各種各樣的應激處理而導致細胞發生變化方面的，在這次重寫論文的過程中，我將內容重點轉移到了因酸應激處理而導致細胞發生變化的方面，由此相應地限制了應激的種類。在這一過程中，我忘了更換畸胎瘤的照片，這就是錯誤的原因之所在。我沒有仔細進行確認，所以導致了這樣的錯誤的發生。”
然而，正如第五章所介紹的那樣，小保方在2012年4月投給《自然》但未被采納的第一次投稿中，使用了包括這4張圖片在內的共9張與博士論文中的圖片極為相似的圖片，2013年3月向該雜志再次投稿時，這9張中的5張被其他圖片所替換。不是“忘記了更換”，而是“更換了一部分”，這才是事實。至於為什麼當時要留下那有問題的4張圖片，手記中沒作任何解釋。
小保方位於神戶的實驗室。（©時事通訊社）
關於最早的對兩起不端行為的認定，她這樣寫道：“我覺得這是在社會的抨擊下得出的結論，這讓我感到很悲傷。”對不端行為的認識之輕，讓人生厭。
令人驚訝的是關於驗證實驗的描述：
以一定的再現性觀察到了多能基因的表達和Oct4蛋白的表達。
我發現的未知現象是正確無疑的，我在若山研究室負責的實驗部分的‘STAP現象’的再現性已經得到了確認。
這樣的描述筆觸就像是再現取得了部分成功一樣。但是，這些內容不僅與上一章詳細介紹的理研報告相反，而且沒有能提供能夠證明“一定再現性”的具體數據。關於世界7個研究小組的再現實驗的失敗也是隻字未提。
隨著手記進入到後半部分，越來越多的是對由於壓力而導致自己身心狀態惡化的描寫。在第二次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我連身體都很難支撐”（第一次描寫），聽證“是在連一般的對話都很難維持的情況下進行的”（第二次描寫），刻意強調了自己的身體處於最糟糕的狀況中。這還不算，手記反復地強調自己被采取了“強迫認罪的問詢方法”。
對於新被認定為造假的兩張圖，手記幾乎沒作什麼具體的說明，取而代之的是“制作圖表是為了通俗易懂地呈現具有再現性的實驗結果”之類的解釋。但是，正如前一章所介紹的那樣，根據調查委員會對這兩張圖的調查報告，論文中所顯示的結果一次也沒有出現過，甚至連支撐細胞增殖曲線圖表的實驗是否真實存在都令人懷疑。包括這兩項在內，手記沒有提供論文圖表類的任何原始數據，也沒有提及這樣做的理由。
小保方最想訴說的“真相 ”，從有關若山照彥的記述中可見一斑。在手記中，這位嵌合體小鼠實驗合作者最初給人的印象是謙虛親切的，但隨著研究的進展，這一印象迅速地發生了變化。書中有許多從小保方的視角出發的描寫，比如他沉迷於STAP研究，違背小保方的“想法”，半強行地試圖主導研究；疑義被發現後，他一改往日的態度，與CDB的共同作者們保持距離，單方面地發佈信息；在接受采訪和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時，反復發表意在自保的言論……
有意思的是，對於2014年6月“遠藤分析”和“若山分析”的結果相繼浮出水面一事，小保方甚至寫道：
“我覺得這是為了讓‘是我把ES細胞混入了’這個故事收場而精心安排的。”
但關於理研對混入了ES細胞這一事實予以確認的相關科學驗證的說明卻隻有寥寥幾筆。最重要的ES細胞混入的實際情況，在手記中仍然曖昧模糊。“許多（經過基因分析的）樣品是在若山研究室時制作出來的”等，讓讀者把懷疑的目光轉向若山的記述隨處可見。相反，對若山轉到山梨大學後針對疑似被有意混入兩種細胞的 FI幹細胞所做的基因分析卻完全沒有提及。
小保方是如何面對和表達事實的？
手記這種形式就其性質而言，作者站在主觀立場上去書寫內容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既然在開場白中就標榜要“將真相和盤托出”，那麼就不能無視客觀而重要的事實。雖然我內心裡想要再次向小保方確認事實關系和真實意圖，但出版社在散發樣書時告知，他們並不打算安排對小保方本人進行采訪或召開相關的記者會。
對於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書等資料中無法確認的部分，小保方是如何處理其中的事實的？有一種分析可以對其進行分析。
“特別是《每日新聞》記者須田桃子的采訪攻勢，甚至讓人感到殺氣騰騰。帶有威脅色彩的郵件以‘采訪’的名義向我飛來”等，小保方的這種描述是對我自己的采訪和《每日新聞》相關報道的一種檢驗。
除了記者會之外，我從未在其他的場合見過小保方，也從未在沒有約好的情況下到她的單位或家中去采訪。我對獨立采訪的嘗試基本上隻是靠郵件，這些郵件都被保存了下來，我認為可以排除我自己的主觀因素和成見去進行檢驗。雖然也有意見認為由受到指責的本人進行檢驗是毫無意義的，但我想寫一些文字留作參考。
via:legacy.theskepticsguide.org
小保方在疑義被發現後不久就聘請了三木秀夫律師作為其代理人。因此，我隻在 2014年3月直接給小保方本人發過一次郵件，之後到2015年10月下旬為止，共給三木律師發了十幾封郵件。郵件內容包括申請會面采訪、發送提問事項、確認未答復事宜、再次請求采訪等。提問事項涉及對STAP論文的科學疑義，或者詢問撤回論文的動向，這些與向笹井和若山等其他責任作者的提問基本雷同。2015年，我還就小保方的博士論文和以該論文為基礎的學術論文進行過詢問。三木律師以小保方的“精神受到傷害”和主治醫生的指示等為由，多次回復拒絕回答問題，最終，實質性的回答我一次也沒有得到。2015年10月三木律師在回信中寫道，目前他尚未收到對媒體進行個別回應的委托，也無法將問題轉發給小保方。
小保方的手記，並沒有涉及我提出的這些具體的問題和郵件中的實際內容。
“……即使采取某種強迫姿態也要讓我做出某種回答，這是她的采訪方法”，
“無論我做出什麼樣的回復和回答，她都不想公平地報道真相……”
雖然小保方作出了這樣的記述，但由於她從未回復過我，會面采訪也從未實現過，所以即使我想在報道中加入某些小保方的主張和見解，那也是無法做到的，這是實情。
我看了很多次當時與小保方聯系的郵件內容，不得不覺得“讓人感到殺氣騰騰”“我覺得這種手段具有暴力色彩”“帶有威脅色彩的郵件”等各種小保方的表達，確實沒有反映出采訪的實際情況。而且，對於STAP論文的第一作者兼責任作者小保方女士，如果我連郵件提問和申請采訪等最低限度的努力都沒有做的話，我反而會為自己的怠慢而感到羞愧吧。
不管怎麼說，能夠掌握小保方如何面對事實、表達事實的端倪，對於追蹤這個問題的記者來說，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收獲。（題外話，我在手記出版後不久，就把發給小保方、三木兩人的所有采訪郵件和明細清單都提交給了當時的上司。每日新聞社就“讓人感到殺氣騰騰” “《每日新聞》單方面就泄露出的信息進行浮誇的報道”等記述以書面形式向出版社和小保方提出了抗議。）
手記出版約兩個月後，小保方開設了她曾預告過的主頁“STAP HOPE PAGE”。這是一個全英文主頁，內容除了其他科學家對STAP細胞制作的期待之外，還刊登了事件經過、制作步驟、被認為是驗證實驗結果的一部分的圖表等，但制作出來的關於細胞內多能性相關基因的工作方式的柱狀圖與理研公佈的圖表明顯不同。
如果科學家想要反駁論文的疑義和公佈的驗證實驗結果的話，開設未經審查的個人主頁原本就是不恰當的。裡面找不到咨詢地址，即使想要確認主頁的真實意圖和原始數據也是不可能的。在網頁中，也有關於其博士論文的通告，小保方以“正在與相關人員認真研究訴訟事宜並考慮向其他大學重新提交論文”為由，推遲了公開其博士論文。
在互聯網上，出現了幾次援引國外研究人員發佈的論文報道“STAP細胞被再現”的新聞，但每次瀏覽原論文都發現內容或是與STAP細胞完全沒有關系，或是反而有否定STAP細胞的記述。
援引國外研究人員發佈的論文報道“STAP細胞被再現”的新聞
也有人將這些錯誤信息以及小保方的手記和網頁當作根據，至今仍相信STAP細胞存在，甚至拋出了陰謀論，稱成果被政治和媒體的力量破壞掉了。但是，不按科學基本程序規則出牌的STAP細胞存在論，應該說已經進入了偽科學的領域。
在研究和不端行為調查上花費了約1.45億日元
其間還發生了與小保方過去參與的研究有關的事件。2016年1月，就在其手記出版前不久，小保方等人於2011年發表的論文在英國科學雜志《自然》的姊妹雜志《自然協議》上被撤回。責任作者、日本再生醫療學會原理事長、東京女子醫大特任教授岡野光夫等除小保方以外的共同作者提出了撤回論文的申請。
論文內容是關於再生醫療中使用的細胞層的性能的，從STAP論文發表的2014年開始，互聯網上就有人對該論文提出了疑義。第一作者是小保方，共同作者還有小保方在研究生院時期師從的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教授大和雅之，早稻田大學教授、小保方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官常田聰。據報道，由於論文中的2張圖像過於相似等多個問題，3名共同作者以無法確認圖像的原始數據及實驗結果為由，提出了撤回論文的申請。該雜志稱，曾試圖向小保方尋求意見，但未能聯系上。
在STAP論文發表之前，小保方作為第一作者的並且作為其博士論文基礎的2011年的另一篇論文，也被指出在多處多次使用類似的圖像，2014年該論文因圖像“被錯誤配置或重復使用”而被修改。
STAP問題造成的巨額“損失”也被曝光。根據審計院的調查，在2011年至2014年的4年間，用於STAP細胞的研究和不端行為調查的費用總額達到了約1.45億日元。包括人工費在內的STAP細胞的研究經費從2011年度開始的3年間共計約5 320萬日元，其中包括小保方擔任領導的研究小組的研究室內部裝修工程費約1 140萬日元。兩次設立調查委員會，分析殘留樣品，咨詢法律專家，以及對工作人員進行心理護理等論文的調查和驗證費用共花費了約9 170萬日元。據審計院透露，理研預算的主要來源是國家的運營費補助金，STAP細胞的研究和調查經費幾乎全部來自運營費補助金，也就是說是用稅金來支付的。
這裡還有沒計算在內的“損失”。那就是不知道論文造假的國內外眾多研究人員的時間成本和實驗費用，以及參與殘留試樣分析或擔任調查委員會委員的研究人員的時間成本。
負責理研科學驗證的CDB組長松崎文雄談到了研究室成員投身於驗證分析的獻身努力，他說：“作為科研人員，在最重要的時期，他們專註於沒有業績的工作，感謝之情無以言表。”他說他自己也在2014年的約10個月的時間裡，為了驗證實驗花費了工作時間的95%。松崎先生說：“這也太沒有效益了。但事情既然發生了，就不得不有人去做。”很多研究者失去的時間，如果用在本來應做的科研上的話該多好。如此一想便覺愈發鬱悶。
京大iPS研究所是如何應對論文造假的？
我認為，理研應對的最大問題在於，在最早計劃並付諸實施驗證實驗的同時，除了兩起不端行為之外，對被指出的論文中的多數疑義長期置之不理。隸屬於理研的主要作者也呼籲說：
“論文的不完備和科學的真偽是兩回事。”
實驗目的最初集中在“STAP現象的科學驗證”上，從7月小保方的參與開始才增加了對論文進行驗證的含義。這種態度散佈了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STAP細胞的有無比查明不端行為的全貌更重要，如果驗證實驗能夠成功的話，論文的主張就會被正當化。從結果來看，它拖延了騷動的結束時間，也增加了調查的費用和勞力支出。
的確，“STAP細胞是否存在”是最容易被理解，也是被社會高度關註的主題。小保方在記者會上的一句“STAP細胞是存在的”的斷言，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但是，多年以來，科學一直是以論文的形式相互發表成果、相互進行驗證，以此發展起來的。STAP論文本身才是STAP細胞存在的唯一依據。研究機構自身隻考慮到社會的關心，從而輕視對論文本身的不端調查，進而推遲這種調查，這可以說是否定科學營運方式的行為。理研的應對讓科學界徹底失望，結果也導致了問題的長期化。最重要的是，理研失去了對研究機構來說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信賴”。
關於對科研不端行為的應對，有一些今後有可能成為經典案例的事例，我想在此介紹一下。
2018年1月，京都大學iPS細胞研究所對外公佈了該研究所的副教授山水康平（同年3月被處懲戒解雇處分）的論文造假行為。造假的內容相當嚴重，共有11張圖像被認定為造假、篡改。此後，記者發現，認定不端行為的決定性因素是恢復了山水刪除的筆記本電腦內的數據。
日本媒體對京都大學山水康平論文造假的報道
據接受采訪的調查委員會主席兼研究所副所長齊藤博英教授以及委員會成員高橋淳教授和山本拓也副教授介紹，調查首先將構成論文的柱狀圖等圖與實驗測量儀器中剩餘的零階數據、導出實測值的初級數據和對初級數據進行各種分析後的次級數據進行了比較，以確定圖的制作是否正確。根據該研究所的規則，一次、二次數據是在論文投稿時提交的，調查委員會還保留了山水使用的多台電腦和硬盤中保存的數據，並進行了詳細調查。
在許多圖中，零階數據與一次、二次數據之間存在分歧，很明顯數值是被有意操縱了，但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是誰幹的。調查委員會在發現部分圖表類數據缺失後，便嘗試恢復山水專用筆記本電腦中被刪除了的數據。據說為此還委托了專業人員，花費了約100萬日元。在恢復的數據中，包含了介於一次和二次之間的多個數據，這些數據被認為是為了篡改而反復試錯的痕跡。
在對山水的詢問調查中也發現了這些“一點五次”數據的存在。據悉，山水承認了自己在沒有其他人參與的情況下造了假，最終被定案為科研不端行為。齊藤教授說：“通過恢復數據我們才得以驗證了一些內容，這讓調查得以迅速展開。”高橋教授推測說：
“（對不端行為的認定）是建立在客觀事實和當事人自白這兩者的基礎上的。因為在其本人的筆記本電腦中發現了造假的痕跡，所以本人也就不得不承認了吧。”
值得註意的是，在調查過程中，山水曾要求進行驗證實驗，但調查委員會並不認為有進行驗證實驗的必要性。他們保持了說一千道一萬也要對論文基礎數據進行詳細調查的態勢。據說該研究所所長山中伸彌從一開始就采取了這樣的方針。齊藤教授解釋說：
“即使論文中存在不端行為，隻要能夠再現出結果就行，這樣的想法是不好的。如果不對論文中的數據進行調查，調查就會拖得很久，給全世界的研究者帶來麻煩。”
正如已經幾次提到的那樣，在STAP細胞事件中，小保方始終沒有提交用於撰寫論文的筆記本電腦。2006年，就東京大學的多比良和誠教授、川崎廣明助手（均為當時）等人發表的4篇論文，調查委員會認定它們“沒有再現性、可信度”，構成了事實上的不端行為。在這一案例中，川崎保存實驗記錄的電腦處於報廢狀態，無法進行調查。在該案調查中也實施了驗證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