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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達爾選擇死亡：揭秘瑞士“死亡旅遊”真相

法國著名導演戈達爾通過“協助自殺”離世，安樂死話題再次引發熱議。他為何選擇在瑞士結束生命？安樂死的程序是什麼？為何讓許多人感慨“死不起”？

法國著名導演選擇在瑞士“協助自殺”，近年安樂死近千人“死亡旅遊”真相

9月13日，法國新浪潮之父，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在瑞士辭世。其家人證實，他求助於瑞士的所謂“協助自殺”組織，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91歲。

讓-呂克·戈達爾（Jean-Luc Godard）被稱為“引爆”電影的“弄潮人”，出道於上世紀50年代，他導演的電影《精疲力盡》是新浪潮的標志之一。

讓-呂克·戈達爾多年來，一直因強烈的厭世以及精神疾病，隱居在瑞士日內瓦湖畔。據法國《解放報》後續透露消息稱，戈達爾沒有生病，隻是覺得精疲力盡，所以選擇了安樂死。這位新浪潮之父在家人的陪伴下在家中平靜地去世。戈達爾的長期法律顧問讓內（Patrick Jeanneret）表示，戈達爾精神上患有“多種致殘性疾病”，最終選擇了協助自殺。

他最後的遺言是：“現在，夠了。”

戈達爾希望有尊嚴地死去，所以他選擇了協助自殺，而這在瑞士是合法的。

這位知名導演在瑞士選擇“協助自殺”，再次引發了世界的關註與震憾。

據Swissinfo.ch的數據，2020年瑞士約有1300人死於協助自殺。在疫情之前，約有一半來自海外，大多數來自德國和英國。這一過程主要是在該國兩個最大的協助自殺組織“尊嚴”和“解脫國際”的協助下進行的。

另據一份不完全的數據，近十年，有近萬人在瑞士選擇了通過“協助自殺”組織實施安樂死，其中有十多位不具名華人選擇在這裡秘密實施了安樂死。

華人安樂死第一人赴瑞士全過程公開：從清醒到歷史，隻有5分鐘

2019年2月24日，中國台灣地區著名體育主持人傅達仁家人在台灣“安樂善終成立大會”上，曝光了他2018年6月在瑞士執行安樂死的最後服藥紀錄片，在中華兩岸視生死大於天的華人世界，猶如拋下了一顆震憾彈，再次挑起了安樂死這一話題。

這段視頻披露了世界上首位華人執行安樂死的全過程。

畫面中，傅達仁一生中“最愛的兩個女人”以及為他“沖喜”而提前結婚的兒子一家四口，環伺在他的身邊。按傅先生的矚咐，他們請了一位專業的攝影師。他要留下這個對於他，以及對於整個台灣社會來說，都很重要的歷史資料。

傅達仁的獨子傅俊豪詳述了這一過程，“經過安樂死機構人員和醫師評估父親的心理狀態和病情後，我們依照他的心願，在充滿歌聲的尊嚴屋裡，陪他走完了最後一程。安樂死機構準備了兩杯藥，一杯是止吐劑，第二杯是毒藥，因為有時候讓病人喝毒藥，可能會吐出來，所以需要先喝止吐劑。喝完止吐劑你都還是可以後悔”。

醫生將一杯液體藥物交給傅達仁，告訴了他註意事項以及如何服用後，囑咐他“藥很苦，一定要盡量快地喝進去”，傅還先試著模仿做了一遍。這位曾經的主持人臨終前還反問醫生，要一口吞進去嗎？兩口可以嗎？醫生表示可以，但是盡量一口吞入，因為這種藥非常苦。在得到了醫生的回答後，他將藥端到嘴邊，向所有人告別，“再見，Farewell，So long”。他的語氣很安靜。

84歲的傅達仁分四口緩慢喝下了工作人員遞上的藥，最後一口一飲而盡。他的兒子泣不成聲，連著對爸爸說：“爸爸我們愛你，好，不痛了”。片刻，老人緩緩睡在兒子的懷裡，閉上眼睛，漸漸失去呼吸心跳。“那一刻，很平靜，平靜地就像父親隻是睡著，大家都沒有意識到，他真的走了，也是這一刻，我們真正釋懷，覺得這是對父親最好的方式。”傅俊豪至今仍將這一幕深刻在自己的心裡。

傅達仁2017年被診斷患有晚期胰腺癌，一直備受癌痛折磨，臨死前形容枯槁，2018年6月在瑞士執行安樂死。臨終前，他與作家瓊瑤等人致力於推動安樂善終法案，其家人承其遺志，公開了其生前最後的喝藥畫面。他雖已離開人世八個月，但他這段公開的安樂死畫面，使其本人與安樂死再度成為兩岸最受人矚目的重大議題。

身為昔日的資深記者與主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傅達仁以全新的身份——安樂死合法化的倡導者活躍在公眾視野，頻頻曝光於各大媒體。

在此期間，前往瑞士安樂死機構“尊嚴”註冊為新會員的華人顯著激增：截至2018年底，共有43名大陸人、24名中國台灣人、36名中國香港人、加入“尊嚴”協助自殺組織。

而據不完全資料，至少有近200人加入了協助自殺組織，十多位華人選擇在瑞士實施了安樂死。這些不具名實施安樂死的華人大多患有各種重疾，其中癌癥末期患者占了大多數。這些選擇安樂死的人大多在生前備受病痛折磨，尋求一死了之。據稱，排隊尋求幫助安樂死的華人，至少還有三十多位。

他們為何選擇在瑞士結束自己的生命？而其所謂安樂死中的“協助死亡”是否是自殺行為？真正的“安樂死”是什麼？安樂死需要的巨額費用以及國人對於“死不起”的嘆息，引發了公眾對瑞士“協助死亡”的諸多想象與爭議。

作為全球范圍內為數不多允許在特定條件下（比如擁有醫療證明）協助實現安樂死的國家之一，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協助自殺在瑞士就一直是合法的。經過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實踐，瑞士在安樂死領域已經走得很遠，已有五個以上的機構可以協助由自己來選擇死亡時間的人。並且，瑞士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協助外籍公民實施安樂死的國家，許多外國病人也把瑞士作為了自己選擇安樂死的首選之地。

“死亡旅遊”目的國與“協助自殺的生意”

安樂死（Euthanasia）指對無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療或使用藥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安樂死”一詞源於希臘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安樂的無痛苦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顯然，瑞士的所謂“安樂死”是“協助致死術”。

協助讓-呂克·戈達爾導演、傅達仁先生駕鶴西歸的組織叫Dignitas“尊嚴”。這是瑞士“協助自殺”的最大組織，但卻不是唯一的機構。早在35年前左右，第一批支持人們行使“死亡權”的機構就在瑞士成立。如今，除了Dignitas“尊嚴”外，瑞士這類機構還有Exit“解脫”，Eternal Spirit“精神永生”，Ex International“前度國際”和Life Cycle“生命周期”等共計五家機構。“尊嚴”和“解脫”是最主要的兩個機構。截至2017年12月底，EXIT“解脫”在瑞士德語區和提契諾州擁有110391名成員，當年度有700多名會員選擇了安樂死。

其中，“解脫”隻支持瑞士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自殺，“尊嚴”、“生命周期”和“前度國際”為外國人提供安樂死服務。這些協助外國人自殺的機構的客源起初主要來自有關法律嚴格的英國和德國，也正是這個服務外國人的機構生意最為紅火，從而促成了“死亡旅遊”的火爆。該機構承認已幫助800多名外國人實施了安樂死。

最初這些機構都設在公寓樓裡，但居民無法忍受經常有屍體從自己家門口抬出去，於是這些機構被攆了出來。後來它們寄身的旅館也下了逐客令，媒體甚至認為“死亡旅遊”已變成了一種產業。

2009年，因為一起協助自殺中出現的醜聞引起的訴訟，在瑞士掀起了好幾場媒體大討論，許多瑞士人擔心“死亡旅遊”會變成瑞士的一張名片，使國家形象受損，在道德上蒙羞。瑞士在當年10月宣佈將嚴格打擊“死亡旅行”現象，司法部長稱正在重新審查與協助自殺相關的法律，並稱可能關閉瑞士最大的安樂死組織Dignitas（尊嚴）。

在瑞士國家基金會（SNF）的幫助下，一項針對瑞士兩家最大的安樂死組織Exit（解脫）和Dignitas（尊嚴）的名為《最後的選擇-輔助自殺和瑞士死亡旅遊業》的調查結論認為，“Exit” 96.6%的顧客來自瑞士境內；“Dignitas” 90%的顧客來自國外，即“死亡遊客”，Dignitas每年協助死亡的人數比Exit多一倍，這個調查提議對協助自殺增加限制條款。

Dignitas的創始人路德維希·米內利（Ludwig Minelli）對此方案不以為然，他認為對協助自殺增加限制條款並不會減低自殺數字，因為會有很多人轉而選擇暴力自殺。目前至少有119名英國人在Dignitas結束了生命，但仍有800多名在協助自殺的等待名單中排隊等待死亡。

圖/許多重疾患者，他們不願意用跳樓、上吊那種醜陋、尊嚴喪盡的方法離世，又承受不了疾病的折磨，所以去瑞士合法接受安樂死，成了他們唯一、也是最後的希望

尋求安樂死者：你會得到一杯劇毒巴比妥酸鹽

瑞士是全球富裕程度極高的國家之一。與很多國家相比，瑞士患抑鬱癥人群比例很高，自殺率長期高企不下。比如，臥軌自殺方式在瑞士的上演率就極高，達到全國范圍內平均每三天上演一宗的狀況，形成了一個讓人談之哀傷的社會現象。

從生命意義的角度看來，生活的安逸和穩定性也許是瑞士自殺率高企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以人為本的瑞士社會，一個人的自由權利稱得上是整個國家的最高原則。所以，從整體上說，協助安樂死行為在瑞士得以被廣泛接受。人具有選擇死亡的權利是大多數瑞士公民的共識。不難看出，這種獨特的社會性不僅使瑞士的民間衍生出各類相應的社團，幫助人們去更好地了解和面對生死，同時，經驗的實踐與積累也使其發展出比其他國家相對成熟的死亡文化與生死經驗。

瑞士法律賦予人民這種權利，前提是，這種選擇必須是自願行為。當患者選擇死亡是自願且協助者對其死亡沒有既得利益時，瑞士法律允許協助自殺，強加的唯一條件是必須由本人親手執行結束生命。瑞士聯邦法院（Swiss Federal Court）2006號決定明確規定，凡是具有健全判斷能力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患有腦部疾病，都有權利決定自己死亡的方式。

不過，瑞士是聯邦制國家，各州的自主權利很大。因此，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甚至從一個醫院或養老院，具體執行情況都可以各不相同。目前瑞士的情況是，各州對待安樂死的態度不完全一致，但是總體而言，越來越多的護理院對安樂死趨於寬容的態度，而申請協助自殺的人數也正在增加。

從瑞士最大的幫助自殺組織“解脫”提供的最近幾年的數據可見，越來越多的人報名申請協助自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萬人成為機構成員。2017年計有10078名註冊成為了新會員，其中60%為女性，平均年齡為78.1歲，這個上升趨勢也跟瑞士社會老齡化密不可分。

盡管如此，根據“解脫”組織發言人闡述，輔助自殺從整體上看仍屬個別現象。按照瑞士每年死亡人數66000人計算，自盡情況僅占1.5％左右。目前通過“解脫”組織尋求自盡的大多數患者均是來自該組織所在的蘇黎世地區以及鄰近的瑞士德語地區人士。

協助自殺必須是決定自盡的人自己親手操作，通過胃管註射或飲用有醫生處方的一定劑量致命的巴比妥酸鹽進行。巴比妥酸鹽是一種劇毒的鎮靜劑。

安樂死的程序與費用

在瑞士最大的協助自殺組織“尊嚴”的官方網站主頁上，標示著一句：“尊嚴：生有尊嚴，死有尊嚴”的所謂標志語。作為瑞士國土上協助自盡的重要機構，它透視了瑞士協助自殺組織的核心哲學，那就是，當一個人再也無法承受活著的重荷時，應該獲得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

換句話說，死亡，應該享有與活著同樣的尊嚴。

這種核心觀念透視了瑞士人以及協助自殺機構對自由的高度追求，並將此自由視作“最後的人權”。

目前，尋求自殺協助最常見的情況是癌癥，以及與年齡相關的多種疾病和慢性疼痛。在他們具備滿足申請標準的條件下，會員就可以決定結束生命的時間並獲得該組織提供的服務。

那麼，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獲得協助自殺呢？據“尊嚴”（Dignitas international）機構提供的流程與相關資料，有意願實施安樂死的人必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確認不是憑沖動行事，不受第三方的影響，自行實施生命終結。滿足以上幾個條件後，才有可能得到協助，如果不符合標準，即使你是億萬富翁，仍法無法得到那杯致命的巴比妥酸鹽劇毒鎮靜劑。

但死亡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接下來至關重要的一環就是關於安樂死的程序與費用了。

不管是在“尊嚴”或“解脫”這兩個任一機構實施安樂死，首先要獲得相關資料成為該協會會員，簽字成為會員後便可開始進入安樂死的程序準備了。在情況符合的情況下，申請者將獲得“初步通過安樂死”的書面通知，並需提供在瑞士獲得死亡證明所需的居住地戶籍材料，期限是不超過實施安樂死日期當日的六個月。一般在材料收集齊備後便可預約實施日期，實施死亡。

申請過程中，若申請者有任何反悔或猶豫之意，均可重新考慮，撤銷申請。

申請成員後，“尊嚴”收取最低年費80瑞郎，約550元人民幣；“解脫”45瑞郎，約300元人民幣，而輔助安樂死的收費一般會按照過程消耗的時間和勞力進行計算。對於經濟條件欠佳的會員，機構甚至會酌情給予免費服務，而經濟條件好的成員則多付一些，形成一種絕對人道的運作模式。

但近年來，對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收取1萬瑞郎（約7萬元人民幣）的費用使人們一直對其充滿了懷疑。此次傅達仁公開的自己“協助自殺”過程全程中所花費用達三百萬新台幣，約合人民幣60萬。但顯然，這還不是最高的費用。

一部專門記錄瑞士安樂死的紀錄片認為，這家組織對於這些尋求死亡的病患，看人下菜，如果你是億萬富翁，顯然他們會收取更高的費用，一位來自德國的富翁就被收取了二十多萬美金。這家組織的財務不透明與他們收取費用的方式，很難不讓人懷疑，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了一盤賺錢的生意。盡管他們辯解說也會對財務困難的病患給予幫助，但顯然，可以“旅遊死亡”到貴得讓人心驚肉跳的瑞士的病患，沒有幾個人會付不起這筆死亡費用。

圖/瑞士家喻戶曉的安樂死組織“尊嚴”（Dignitas）的創始人路德維格·米內利（Ludwig Minelli），2018年被一紙訴狀指控借協助他人自殺牟取暴利而站上了蘇黎世地方法庭，這也是瑞士首例此類訴訟。截至2020年底，他們已在瑞士境內和蘇黎世附近Dignitas的家/公寓中幫助3248人實施了安樂死

為何協助外籍公民實施自殺

作為世界上唯一協助外籍公民實施安樂死的國家，多年來，瑞士協助自盡的機構也幫助那些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的海外患者獲得生命最後的尊嚴，並且分享自己的經驗，不斷發出相關呼籲，希望政客不再無視患者的痛苦，進一步推進這種人權在更大地域上的實現。迄今為止，前來瑞士尋求幫助結束生命的最大群體來自德國和英國，而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超過一千人選擇了在這裡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尊嚴”的官方網站上，一位英國人這樣寫道：“我一直認為，每個人都有權決定他或她的死亡日期和方式。然而不能做到，這讓我很憤怒。我認為，‘尊嚴’具有非常開明的觀點，我願意與之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將繼續予以支持。如今其它國家也漸漸地開始改變，我希望有一天，英國也會變得足夠開明，允許其公民享有這一權利。”

西方曾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生命中除了生死，都是小事。無疑，即便在瑞士，協助自殺一直都是人們圍繞宗教、醫學、法律和倫理道德領域的基本價值觀而展開的激辯話題和長期角力。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對，有的人主張限制，有的人覺得應予以禁止，有的人則認為隻要每個人自己能選擇就好。

一位英國讀者就曾在協助自殺的官方網站上留言：“我是一個五十歲的男性，有兩個乖孩子和兩個孫子。多年來，我一直患有極度抑鬱癥，除了彎曲膝蓋請求上帝，沒有藥物和醫生能幫助我。這種生活可怕得讓我每天每時每刻都有自殺的念頭，並且多年來這種感覺一直縈繞著我。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隻不過是家庭和社會的負擔，如果我受到審判並準備離開這個世界，那應該是我的決定。那麼我還活著做什麼呢？死亡應該是我的權利。無論如何我都要離開這個悲慘的生活。我正在拼命尋找可以幫助我實現這一目標的設施。如果有人知道，我會向他們支付數千美元來幫助我過渡。”

協助自殺的理念一直難以獲得保守宗教組織的認同，這是因為聖經裡說，人的生命是上帝的賦予，上帝不贊成自殺。安樂死理念與之背道而馳。去年，逾百歲但並未罹患絕癥的澳大利亞知名植物學家及生態學家大衛·古道爾（David Goodall）前往瑞士，在安樂死機構的協助下終止了自己的生命。對於這個事件，瑞士巴塞爾的當地天主教主教菲利克斯·格密爾在《瑞士周末報》（Schweiz am Wochenende）上公開予以嚴詞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