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非洲大陸究竟是什麼樣？對於科技行業和投資者來說，這裡環境如何？
The Generalist團隊產出的報告從多個角度解析非洲，Roselake全文編譯，從本地監管、外國資本、投資誤區和機會領域等角度出發，繼續講述非洲創投。
圖源：The Generalist
一、本地監管
在《非洲科技行業全景觀察（上）：人口、市場與局中者》一文中我們寫到，關於非洲大陸的寫作，常常陷入對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的描述。
雖然這不全是事實，但不得不承認，在非洲與政府和監管問題打交道是很棘手的，而且“私人關系”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更重要。另外，在不同時期，非洲大陸都有其時代性的動蕩不安，這種動蕩也為投資者增加了風險。
一位幫助非洲公司在西方交易所上市的高級投行專家指出，幾乎不可能把一個企業的雞蛋隻放到非洲一個國家的籃子裡，投資者通常隻對那些在多個國家市場分散監管風險的企業感興趣。
下面，我們將探討這種風險，並嘗試說明公共部門如何影響科技圈。
禁止新科技
谷歌CEO Sundar Pichai在國會聽證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環節。加州眾議員Zoe Lofgren試圖弄清谷歌是如何生成其圖像搜索結果的，以及為何她在搜索“idiot”一詞時，出現的卻是川普。Sundar試圖解釋，但Lofgren並不理解，並且要求這位CEO做出保證，出現這一結果並不是因為“一些坐在電腦後的人的操作”。
事實證明，政治家們對於技術一無所知，非洲的監管者也不例外。但美國政府一般“無為而治”，而非洲的做法通常是先封禁，再提問。雖然兩種方法都不完美，但前者確實有利於科技創新。
例如，早前尼日利亞的監管機構采取了一些措施，讓許多初創企業被迫改變了發展路徑。2021年，為了應對該國加密貨幣交易量大幅上升的情況，尤其是像Yellow Card這類區域交易所，尼日利亞中央銀行（CBN）宣佈，禁止金融機構持有、交易加密貨幣。
從某種程度上說，CBN的做法有一定意義，這實際上是在試圖維護主權，保證它們對金融業的控制，但這種自利的實用主義也阻礙了尼日利亞作為全球領導者在這個領域中的創新。按人口的百分比來算，尼日利亞持有加密貨幣的人數全球第一。31%的尼日利亞人持有HODL，而美國人隻有6%。與其直接禁止，共存可能是更明智的手段。
不止加密貨幣領域，證券市場也受到了限制。2021年4月，尼日利亞證監會發佈了一份簡明扼要的聲明，指示Bamboo、Trove、Rise、Chaka等個人交易平台禁止購買未在國內註冊交易所上市的外國證券。
如果說上述兩件事僅限於線上，下一個例子則對公民的生活產生了直接的實際影響。2020年初，拉各斯州的監管機構決定禁止使用商業摩托車，使得整個城市的乘客陷入困境，並且直接擊垮了Okada、Pride、Gokada、Keke等相關平台。
對於實力較弱的創業者來說，這是致命的打擊，也有一些創業者則及時做出了應對，Gokada公司轉向外賣領域，繼續利用它們的車隊。
不過非洲政府也在進步。疫情之前，沒有機構使用線上會議，現在，許多人都開始用zoom開會，並且盧旺達政府通過Iremno革新了與公民的溝通，通過這種“一站式公共服務數字門戶”，為一百多個機構和半官方機構提供服務。
監管遲滯
效率高的政府機構少見，非洲政府則是出名的行動遲緩。如前所述，這些國家還有裙帶關系問題，這意味著要完成某些工作，你可能還需要認識一些內部人員。
例如，在尼日利亞，如果你想在儲蓄領域建立一個金融技術平台，可能需要等待好幾年才能得到政府的許可，並且在等待中花費幾百萬美元。
那麼，為了成功，創業者必須賭一把。它們並不是完全在等待，而是與銀行等商業機構合作，利用它們的監管掩護來發展，隱含的賭註是，在監管機構要求他們獲得進一步的許可之前，創業公司可以暗中積累足夠的牽引力、資金和影響力。
這意味著什麼？對非洲的創業者和投資者來說，事後請罪比事前請求許可更容易。
規制俘虜
隨著國家的發展，對經濟做出貢獻的行業數量也會增加，使得權力的代表性更加民主。然而在此之前，權力結構往往是寡頭的，這就是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情況。
讓我們以金融科技為例，盡管吸引了相當多的關註和投資，這一領域仍然必須與傳統的利益相關者打交道。
在東非，電信公司掌握著大部分的權力。Safaricom的M-Pesa移動貨幣網絡處理了肯尼亞一半以上的GDP資金，而且該公司部分國有，政府持有35%的股份。這種混合體會擁有什麼樣的權力？
MTN集團在鄰國烏幹達也有類似的權力，它處理了移動端流通的200億美元中的80%。在這兩個國家創建金融技術企業，不僅需要創業技能，還需要政治智慧。
在西非，傳統銀行主宰行業，這些機構與政府有著長期關系，與出口和貨幣政策息息相關。MTN集團是非洲大陸最大的金融企業，卻無法在尼日利亞運營支付網絡，因為當地銀行不希望發生這種情況。它們激烈地抵制這種入侵，並通過政府施加影響。如果連MTN這種集團都受到限制，不難想象對於初創企業這有多難。
二、外國資本
風險投資曾經是一個本地化的交易，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隨著投資者開始評估目標公司並遠程提供投資建議後，這種模式已經發生了轉變。尤其是疫情以來，越來越多的公司意識到，偉大的公司分佈在世界各地，但資本的分佈是不均衡的。
因此，對非洲科技行業的興趣激增。外國投資者在2015年首次開始對這個圈子產生興趣，且在2020年後迎來高潮。為了了解這一運動及其根源，我們將深入挖掘四類外國資本。
機會主義資本
2016年，優質的風投機構開始關註非洲，YC和500 Startups正在接受越來越多的非洲初創企業加入他們的項目。這種興趣一直沒有減弱的跡象，從那時起，TPG、軟銀、GV、Greycroft和紅杉都對這塊大陸表現出興趣，自2017年以來對非洲的投資已經增長了6倍。
圖源：The Generalist
政策資本
如果說機會主義資本是新入局者，那麼政策資本就是老玩家了。歷史上，與發展相關的金融機構一直是最明顯的私營部門支持者，在非洲尤其如此。
主要玩家包括國際金融公司（IFC），以及英國的CDC集團和法國的Proparco，這些實體在傳統上占新興市場私募股權和風險資本基金的50%~70%的LP基礎。
隨著市場開始升溫，這些機構遵循其他大型資本分配者的遊戲規則，向下層移動。盡管他們入局較晚（從另一個時間尺度來看，是非常早的），但他們已經開始將風險投資視為值得直接關註的資產類別，且這種興趣會越來越高。
影響力資本（Impact capital）
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是對社會負責的投資，促進社會公益並創造收入，目前非洲已經成為主要的影響力資本接受者。
根據全球社會企業投資網絡（GIIN）的調查，59%的社會企業投資者將資產配置在新興市場，其中大部分資本（21%）針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此外，這群投資者中有52%希望在未來五年內增加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資，他們更關註那些對機會主義資本沒有吸引力但可能會有關鍵作用的商業提案。
軟實力
中國一直希望能夠進入非洲市場多個領域，從金融技術到社交媒體，這實際上是通過投資體現軟實力。
雖然很多人都聽過“一帶一路”倡議，但在2015年，中國開始公開討論數字絲綢之路（DSR）。DSR的資金主要用於IT、通信、人工智能、雲計算和移動支付系統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國為非洲信息技術和通信提供的資金已經超過了所有多邊機構和主要民主國家的總和。
中國一直是非洲的重要合作夥伴，連續十年成為非洲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2019年，中國和非洲之間的貿易額達到2041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20%。同年，有3700多家中國企業在非洲運營，中國投資總額達460億美元，有100多萬中國人生活在非洲大陸。
非洲科技行業已經從中獲利。
從2015年開始，騰訊投資了一些非洲創業公司，包括Flutterwave、Paystack和Helium Health。從2019年開始，中國風投機構也加入進來，PalmPay、OPay和Lori Systems總共從不同的中國投資者（Hillhouse Capital、Crystal Stream、Transsion、Meituan-Dianping和Sequoia China）那裡籌集了2.487億美元。傳音控股，一家生產約43%的非洲大陸智能手機的中國公司，成立了專門的投資部門，來打造自己的非洲互聯網生態。
另外，中國投資者往往采取與美國投資者不同的方法，他們並不希望隻是獲得少數股份，而且希望能在企業經營中發揮重要作用。有時，這意味著參與整輪投資，或從頭開始建立一個新的實體。
這是軟實力投資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控制權是最重要的，放棄這種控制權會給本土生態帶來危險，比如OPay的例子。作為中國投資者擁有的挪威瀏覽器公司Opera的子公司，OPay從中國的金融家那裡獲得了大量融資，包括美團點評、高榕和紅杉中國。雖然像Paga、Crowdforce和Bankly這樣的本地競爭對手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建立了穩定的金融技術版圖，但是OPay利用自身的資金優勢迅速擴張。結果是，移動互聯網領域的一個關鍵部分 —— 移動貨幣，正在被一個外國實體所占有，並且顛覆了本國的參與者，並且尼日利亞監管機構對此也沒有采取什麼有效的措施。
隨著時間的推移，保護主義傾向會愈加抬頭嗎？
作為中國資本的另一個熱門目的地，印度提供了更有趣的案例。自2016年以來，中國在印度的投資增加了12倍，30家印度獨角獸企業中有18家在其資本表上登記了中國實體。雖然這些外國資金幾乎肯定有助於生態系統的成熟，但印度政府也越來越謹慎。新的法規試圖限制中國投資者對印度公司的控制權，印度當局曾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了59個中國APP。
隻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中國資本會在非洲留下什麼。
創建創業共同體
除了提供保護，政府在吸引外國資本和催化當地風險投資行業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也許沒有哪個國家在建設“創業國家”方面比以色列更成功，不過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以色列公司參與收購或兼並的比例過高。因此，當地的創業人才往往轉移到國外，對當地的就業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非洲政府要達到以色列的程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一些萌芽已經顯露出來。2018年，突尼斯通過了一項旨在鼓勵創業的 “創業法案"。這項政策明確了投資標準，補貼創業者的工資，並為指定公司提供稅收優惠。自該法案通過以來，塞內加爾已經效仿，而加納、馬裡和其他國家則考慮創建自己的版本。
非洲大陸面臨著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缺口，隻有通過本地的人才與全球融資相結合才能解決。創業者們必須認識到，不同的資本來源有不同的條件，政府和公民應該合作建立互利框架。
三、投資誤區
在對非洲科技行業的投資中，有一些廣泛的誤解。這些誤區可能會影響投資者的判斷
誤區一：非洲是一個統一的市場
矽谷一家著名公司，在其發表的投資備忘錄裡，將印度的人口等同於非洲的人口。
這其實是一個致命的陷阱。從表面上看，是的，印度的人口（14億）和非洲的人口（13億）是相當的，但將一個國家同一個地區進行比較從根本上來說就是錯誤的。非洲是一個高度分散、多樣化的大陸。雖然印度確實也有非凡的文化和語言多樣性，但由54個不同國家組成的大陸和印度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差別。
非洲不是一個統一的市場，而是一個地區。公司不會在“整個非洲”經營，他們在特定的國家市場贏得份額。試圖根據任何一個國家的經驗，來推斷整個非洲大陸的消費者應用趨勢，必然代表著一種危險的混淆。
誤區二：所有的創業公司都是“非洲版本的xx”
紅杉資本在2013年決定撤出巴西，因為該公司發現這裡初創企業的優勢基本上是“拉丁美洲版本的xx”。這種缺乏創造力的現象被認為是一個不成熟的科技生態系統的標志。
今天，許多人對非洲公司持有類似的看法，但這是一種誤解。盡管非洲大陸的初創企業受到了東西方同行的影響，但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有了自己的路徑。廣義上講，非洲科技行業有三次發展浪潮。
第一波是非洲創業公司模仿亞馬遜等企業，進入電子商務領域。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公司被迫調整思路以適應當地環境，比如還未建立起的支付和金融軌道、客戶不同的付款方式以及薄弱的物流基礎設施。
在第二波浪潮中，企業家們從亞洲獲得了靈感。盡管非洲公司的基礎設施不足，當地可支配收入水平較低，但許多初創公司通過提供高頻產品（信息傳遞或支付），然後分層提供高價值的服務（電子商務、借貸、投資）而獲得成功。
第三波浪潮中，越來越多的非洲初創企業不是以其他生態系統為模型，而是對當地環境的現實和要求作出回應。這些公司正在建立有利於市場的技術，使公司能夠從非消費中創造消費，重新組織經濟行為模式，尤其表現在基礎設施方面，如Flutterwave、Paystack、Paymob、MFS Africa和DPO。
在這裡，我們甚至看見了第四次浪潮的苗頭，更多創業者關註B2B的API服務，包括支付、通信和金融數據接口。當然，還有很多基礎設施需要持續建設，在CICO、eKYC、欺詐管理領域需要更強大的技術。
誤區三：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為非洲創業公司估值
評估非洲的初創企業需要外國投資者重新調整預期。現實是，擁有有意義可支配收入的非洲消費者要少很多。例如，盡管尼日利亞（2.06億）和巴西（2.09億）的總人口規模相似，但每天消費超過10美元的巴西人口要比尼日利亞多出3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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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一些基本的計算方法在非洲的運作方式與在其他地區不一樣，圍繞LTV和CAC做出的看似合理的假設，往往會有很大的偏差。以新銀行為例，非洲用戶的存款比其他地方低很多，每位用戶平均投入200美元左右。而像Chime這樣的美國平台，2019年每個用戶的存款大約為1160美元。
圖源：The Generalist
西方投資者可能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按照他們在其他地區了解的商業模式，認為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估值倍數將以某種方式擴大。盡管非洲交易的估值正處於歷史高位，但從根本上說，許多外國金融家對非洲國家的初創企業的評價與TAM和CAC脫節，可以說，這是一個困擾全球資產類別的問題，但它在非洲顯得特別嚴重。
四、新機遇
非洲面臨許多巨大的挑戰，然而，挑戰也是機遇，從教育到中小企業，從醫療到金融技術，非洲需要徹底和創新的解決方案來解決問題。
機遇一：教育
非洲大陸的教室過於擁擠。政府提出了一些變通辦法，比如通過電視和廣播進行教育，但這不足以取代現場授課。其他的替代方案，包括在線課程，由於互聯網滲透率不高，規模仍然有限。
非洲迫切需要更好的教育系統。到2050年，非洲將是全球唯一一個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長的地區，但很多國家沒有能力培訓這些人口。許多教師沒有所需的資格——全球85%的小學教師接受過適當的培訓，但在撒哈拉以南地區，這一比例僅為64%。
自然，這些國家更沒有能力提高工人的技能。根據目前的情況，世界經濟論壇預測，南非41%的工作活動容易被自動化，埃塞俄比亞44%，尼日利亞46%，肯尼亞52%。如果非洲要利用其即將到來的青年潮，它就需要更優質和更有彈性的教育系統。
機遇二：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SME）發揮著關鍵作用，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高達65%，且雇用了85%的勞動力。許多中小型通過現金進行交易——尼日利亞87%的經濟是以現金進行交易的。埃塞俄比亞有1億多人口，幾乎完全依賴現金。
盡管中小企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幾乎沒有現代工具可以使用。例如，對中小企業來說，獲得信貸難於上青天，導致業務規模增長幾乎不可能；這類企業也同樣缺乏監測和生產力工具。因此，他們需要更好的解決方案。
機遇三：醫療保健
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在低收入國家，非專利藥往往比富裕國家的價格更高。
中低收入國家的消費者為奧美拉唑和撲熱息痛等仿制藥支付的價格是標準價格的20至30倍。因此，一半的非洲人無法獲得基本藥物。雖然非洲的藥品市場聽起來很大，價值在400億至600億美元之間，但非洲國家在這一領域僅占全球支出的0.7%。
醫院的診斷能力也有限，在非洲，隻有1%的初級衛生保健設施有診斷能力。這些匱乏暗示了更大的缺口。盡管非洲占據了全球所有疾病病例的近四分之一，但它隻得到全球衛生支出的1%。再加上世界上最快的人口增長率和非傳染性疾病的增加，如果沒有重大的投資和創新，情況可能隻會變得更糟。
機遇四：金融服務和身份識別
非洲缺乏金融包容性，這為創新者和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機會。自2007年M-Pesa的移動貨幣基礎設施投入使用以來，金融技術服務已經激增。像Safaricom和MTN這樣的傳統MNO，受到了Tala和Branch這樣較新的數字服務的挑戰，後者在尼日利亞和肯尼亞等市場提供中小型貸款。
但問題遠遠沒有解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非洲大陸約66%的成年人口沒有銀行賬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0萬名成年人隻有4.65個商業銀行網點。
非洲的身份造假問題進一步限制了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假護照和身份證明文件的黑市很繁榮，以至於有一段時間，英國和新西蘭終止了與南非的免簽證旅行安排，因為大量的 “偽造或欺詐性獲得”的文件來自該國。
這種類型的欺詐行為降低了人們對數字交易的信任，使新的金融技術公司更難經營和提供服務。投資於金融科技和身份驗證服務的基礎設施，在短期內可能是特別有成效的。
憑借巨大的人口優勢、不斷增長的資本基礎、一批正在建設基礎設施的公司，下個世紀很可能屬於非洲大陸。我們可以希望，隨著非洲在全球舞台上地位的提高，這片大陸也將迎來更多的關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