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維坦之前《大腦被取走一半的男孩》一文中，我們已經見證了大腦驚人的神經可塑性，而在文末鏈接文章《神跡：腦切除後的吉他手》中，吉他手馬蒂諾在被切除了70%左顳葉的手術之後，即便海馬體受損，他幾十年的音樂生涯，尤其是即興演奏反而強化了其神經的可塑性。
我們當然不希望普通人要像《被鐵夯刺穿頭顱的菲尼亞斯･蓋奇》那樣，經歷了極其恐怖的事故後，整個人的性格大變——但通過這些醫學史上的傳奇病患，我們對於大腦的理解和認識越來越清晰了起來。
按照家族傳統，每逢親戚去世，索菲·帕普（Sophia Papp）和她的家人都會舉行紀念活動。
索菲會和（堂）兄弟姐妹們擠到車裡，驅車向北1小時前往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的科西拉河。在那裡，他們會在晶瑩剔透的科西拉河中遊泳，任水流帶著他們沿泥濘的河床一路前行。他們還會凝視岸邊的本地楊梅樹，紅色的樹皮像皺巴巴的蛇皮一樣剝落。
祖母過世後，索菲——一個長相甜美、舉止端莊的19歲女孩，眼睛是灰藍色的，臉上有些雀斑——和弟弟、表妹艾米莉以及一位好友就按慣例驅車出發了。那天是2014年9月1日。
路上，這夥年輕人在蒂姆·霍頓餐廳短暫休息，吃了早餐，喝了咖啡。這就是索菲那天最後的記憶。重新啟程45分鐘後，開車的艾米莉弄灑了冰咖啡，一分心，她就沒控制好車子。於是，車子在高速公路上一連跨過了多條車道，最後翻進了道路另一側的峽谷。
在這起車禍中，索菲受傷最嚴重。現場急救人員按照格拉斯哥昏迷量表給她打了6分，意味著他們判斷索菲遭遇了嚴重腦創傷。救護人員火急火燎地把失去了意識的索菲送到了維多利亞總醫院創傷中心，醫生和護士竭盡全力搶救。
一周後，索菲從昏迷中醒來。
在醫院的第二周，索菲在康復階段出現了一些令人大惑不解的特征。在恢復基本溝通技能幾天後，她就開始和周圍所有人深度對話。“一天，她開口說了一句句子，沒過多久就開始說個不停，而且什麼都聊。”索菲的母親簡（Jane）回憶說。索菲問醫院員工年齡，有沒有孩子，遇到過的最有意思的病例是什麼樣子的。她能毫不費力地同所在樓層的護士們真摯、交心地閑談。
一天早上，她約了放射科醫生討論幾天前做的磁共振掃描結果。那天，她母親也在場。結果，索菲不停地插話，一句接著一句。“小腦有什麼病變的癥狀嗎？”索菲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做過了嗎？丘腦、穹隆、腦橋的情況怎麼樣？有沒有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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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眉頭皺了起來，銳利的目光瞥了一眼簡，然後轉回到索菲身上。“你是怎麼知道這些的，索菲？”他問道。索菲回答說，前幾天她說服父親從圖書館裡借了幾本神經科學方面的書。父親把這些神經科學和大腦解剖結構方面的教材拿來後，索菲“一直讀到了深夜”。
母親簡回憶說，索菲此前是個“相當內向且羞怯的女孩”。然而，索菲在醫院的日子一天天過去，那個曾經的內向女孩也越來越遠。
護士走進神經內科病房，用彩色膠帶給每個房間做完標記後，索菲就會偷偷摸摸地搗蛋，把這些膠帶都撕下來。一天晚上，在大部分病人入睡後，索菲坐著輪椅在房間裡轉了一圈，把所有病床記錄板上的日期都換成了12月24日。
索菲做磁共振時，一名技術人員向她解釋說，待會兒他會讓機器“像螺旋槳一樣轉起來”。結果，索菲回答說，“去你的，這又不是直升飛機。”索菲發現來查房的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很帥，於是，當場就要約他出去。此外，她還非常真誠地向治療團隊中的一名醫師詢問意識究竟起源於大腦中的哪塊區域。
“她現在真的真的很擅長社交，這可不是以前我們認識的那個索菲。”簡回憶說。
索菲的醫生認為，創傷性腦損傷影響了她大腦的各項執行功能，包括抑制能力。於是，索菲成了一個抑制解除程度更高的人——行為不受束縛，說話沒有遮攔，與他人相處時直率到幾乎可以說膽大妄為，這是她原來怎麼都不會想到的。
這種轉變還不僅限於與他人相處、交流的方式。在因創傷性腦損傷而住院的那一個月裡，索菲還變得前所未有地情緒化。在青春期的大部分時間裡，索菲都是一個相當平靜的女孩，但在那年9月，她的各種情緒集中爆發了，陷入了劇烈情緒波動的漩渦之中，時不時地就會號啕大哭起來。
創傷從各個層面深刻影響了索菲的大腦，讓她變成了一個與之前完全不同的人。此前，她是一位安靜隨和的年輕女性，但在一周左右的昏睡之後變得健談、情緒化、喜怒無常。當然，她還是索菲·帕普，還是母親簡和父親傑米（Jamie）的女兒，還是出生於1994年12月12日，也還保有此前20年的獨特人生記憶。隻是，所有人都時常會覺得，他們之前熟知的索菲·帕普突然換成了一個魅力四射但也反復無常的生靈。
“就像是失去了原來的孩子，但她的身體還在、還活著，但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了解她。”母親簡說。
索菲的自我延續性永遠破裂了，她再也找不回原來的自己。現在的她誕生於那場車禍，掩藏在同一具皮囊之下的是即將開始過“死”後生活的全新索菲。顯然，這個現實使得她不得不面對一場嚴重的身份危機。
10月1日，在醫院待了整整一個月後，索菲出院了，回到了位於維多利亞的父母那間兩層灰泥房子裡。幾乎是一回來她就發現，相比醫院裡那種穩定、完全可以預測的生活節律，外面的生活簡直是動蕩得不可忍受。索菲大腦中負責過濾刺激的那部分區域受到了創傷性腦損傷的嚴重影響，因此，她開始遭受感官超負荷的困擾。
“哪怕是一個小細節、一陣細微的聲響、一個不起眼的物件或是一種小小的情緒，都會像是在我腦海裡狂轟濫炸一樣。”索菲說。
隨著情況的惡化，迫切想要知道究竟怎麼了的索菲開始自己研究自己。沒過多久，她就收集到了比在醫院時多得多的有關創傷性腦損傷的信息，來源多種多樣，包括網頁、在線文章、統計數據、科學研究等。
索菲發現，即便是那些創傷性腦損傷程度沒她這麼嚴重的人，也常常會遭受永久性的身心損傷，其中許多都會嚴重到無法工作。大量腦損傷患者報告稱，受傷5年後情況會進一步惡化[1]。另外，相比普通人來說，腦損傷患者總體上也更易感染、更易患上癲癇等疾病[2]。
關註腦損傷長期影響的研究結果則更令人沮喪。索菲在臥室裡，背靠著枕頭，仔細地查閱谷歌搜索出來的每一項相關研究。她發現，數篇學術期刊文章表明，遭受過中度到重度腦損傷的人（索菲的情況介於中度與重度之間）壽命也會縮短[3]。雪上加霜的是，她還找到了一些考察創傷性腦損傷與智商間關系的研究，比如研究人員曾開展過一項持續時間長達數年的對照研究，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創傷性腦損傷的確會降低患者智商，而且這種影響常常會伴隨他們一生[4]。
對索菲這個始終都以自身才智為傲的女孩來說，這是最令她痛苦的研究結論。自此之後，再也不能上大學的憂慮一直折磨著她。她的情緒跌到了谷底。在隨後的幾周內，索菲深陷偏執和自我懷疑的泥沼。最後，她找到了唯一一條能夠擺脫困境的出路：拒絕接受這些科學結論。
“最讓我恐懼的是，我以後什麼都做不了了。”索菲說，“我真的很想證明自己可以。”
給索菲治療的所有醫生都強烈建議她等兩年再上大學。他們警告說，過早恢復學業可能會負擔過重，從而導致更嚴重的情感傷害，但索菲拒絕了所有此類建議。當年12月，她在沒有告訴任何人的情況下報名參加了當地一所社區大學的兩個入門課程，心理學和化學。課程從次年1月正式開始，那時距離導致她腦損傷的事故才過去將將4個月。
出乎所有人意料，索菲的成績非常出色，兩門課都是A+。她發現，作業、論文、考試反而能安撫自己的焦慮情緒。受此鼓舞，索菲又報名參加了維多利亞大學的兩門暑期課程。新的心理學課程開設在一間講堂裡，一排排米色長桌以類似馬蹄鐵的形狀圍繞著講台。課程剛開始的一天，上課的教授講述了額葉損傷對行為的影響。索菲認真地聽著教授解釋人體大腦中執行功能的變化會如何改變人的幽默感，並默默地做著筆記。
©Bowles & Verna LLP
為了說明問題，教授還講了一個據說隻有額葉損傷的人才會覺得好笑的笑話——大概就是沒有防水功能的手表泡在水下之類的。這個所謂的笑話甫一講完，講堂裡仍舊鴉雀無聲，但片刻之後，索菲突然爆發出一陣難以抑制的大笑。
起初，索菲覺得這個笑話的好笑之處在於它的特殊結構。額葉受損的病人偶爾會報告出現一種有時被叫作“Witzelsucht”（德語，意為“玩笑上癮”）的現象——他們會覺得那種不合邏輯的推論、雙關語之類的俏皮話特別有意思，但對其他類型的幽默就找不到笑點。
不過，隨後索菲就發現，真正讓她如此開懷的還是教授這個笑話講完後現場那種令人不安的超現實情境。“現場有那麼多學生，可偏偏隻有一個學生在聽到那個本沒有什麼好笑的笑話後沒心沒肺地笑著，這種尷尬反倒讓我感覺更加好笑。”索菲說。
回到當時的課堂上。索菲笑完後，起身離開座位、走出教室，平復心緒，同時也觀察到了同學們若有所思的復雜表情。她感到自己的問題以一種奇怪而迂回的方式暴露在了眾人面前：教授講這個笑話之前顯然不覺得班上有額葉受損的學生，接著，這個笑話就頗值得玩味地暴露了索菲以及她與其他學生神經功能上的差異。
索菲本來已經開始說服自己相信創傷性腦損傷不會對她的求學生涯造成多大影響，但這個插曲顯然指向了事情的另一面。
饒是如此，索菲還是以兩個A的優異成績完成了這兩門暑期課程。然而，第二年秋天，當她以全日制學生的身份進入維多利亞大學主修科學概論時，陡增的學習負荷令她措手不及。才上了幾天課，索菲的情況就急轉直下了——思想失控，身體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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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變得非常焦慮，滿腦子都是跑輪上的倉鼠，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同樣的作業、同樣的任務、同樣的細節，大腦就這樣不停循環，但思考質量逐漸衰退。一種迫切想要追求完美的感覺進入了索菲的腦海，這已經和強迫癥的癥狀差不多了（研究發現，創傷性腦損傷會影響與強迫癥相關的特定神經回路，其中包括大腦額葉皮質下區域中的那些[5]）。
索菲陷入了深深的恐懼，四肢經常麻木，而嘴唇也時常泛起冰冷的蠟藍色。她穿過學校綠地和自家屋子時僵硬、蹣跚的姿勢就像是裹了緊身衣一樣。“她肉眼可見地疲憊，”簡說，“沒有面部表情，也幾乎不說話。我們知道，她的狀況很不好，臉色蒼白、面容憔悴。”
一天晚上，索菲一家聚在一起吃晚餐，索菲嘗試表達自己內心深處有多麼不安。實際上，她非常焦慮的時候常常會覺得有什麼人也在經歷這樣的痛苦。索菲強調，這是一種視角上的重大轉變，就像是在從第三人視角觀察自己一樣。
此外，她還和家人們分享了一個她一直沒有說但令她非常不安的理論。每過一段時間，索菲都會覺得自己仍在昏迷之中，就像是在“醫院地下室的某個角落”以一種無意識的狀態清晰地模擬了清醒狀態下的現實。
索菲說完後，家人們都默不作聲，像是在努力消化她說的這些情況、他們的眼神凝重，也像是在搜索什麼。索菲的父母都是醫生，他們意識到索菲描述的其實是人格解體（也叫作“現實感喪失”）的癥狀。這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癥狀，患者會脫離現實並且開始懷疑周遭世界是否真實。（受到創傷性腦損傷的人極有可能會出現這種癥狀。）
無奈之下，索菲隻能求助於精神科醫生，後者建議她服用低劑量SSRI（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一種經常開給創傷性腦損傷病人的抗抑鬱藥。幸運的是，這種藥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服用不到一周，索菲就能每晚睡上幾個小時了，焦慮感也大有緩和。
不過，索菲在學業方面仍舊掙紮。她始終不願意相信創傷性腦損傷降低了她的智商，在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她的確每門功課都是A或A+。她覺得，在全日制課程中表現優異就能證明自己的智商並沒有受到創傷性腦損傷的負面影響，至少也說明她能克服這個困難。
然而，以這種方式對待學業就意味著索菲的心理恢復、身體健康以及自我價值全都依賴於她在學業上的表現。
2016年5月，在維多利亞大學度過了動蕩的大一生活後，索菲成了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一間神經科學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她在那兒的工作負荷遠沒有學校裡那麼重。事故發生2年後，索菲的身體恢復得非常好，重獲了大部分身體機能——不僅可以自己行走，還能遠足、騎自行車，甚至還能在專業體育館裡攀巖。於是，索菲覺得，是時候停用SSRI了。
停藥幾天後，索菲發現自己每天清晨5點左右就會醒來，然後再也無法入睡，焦慮感也再度飆升。而且，她還開始不由自主地抓撓皮膚——這種癥狀叫作“抓痕障礙”，在強迫癥患者中很是常見。前一秒，她可能還在昏暗的浴室裡小便；下一秒，她或許就把臉湊到了離鏡子隻有幾厘米的地方，像外科醫生一樣凝視並撫摸臉上的每一個毛孔。
現實感喪失的癥狀也回來了。和初次相遇的人交談時，索菲總是難以抑制地恐懼他們隻是她想象出來的人物，是她早已不再信任的大腦虛構出來的幻象。索菲也不再和蒙特利爾那些流浪漢聊天——這是她遭受創傷性腦損傷後發展出的一大習慣——她發現自己會情不自禁地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客觀存在。畢竟，這些流浪漢經常在街頭、地鐵站這樣人潮洶湧的地方遊蕩，卻幾乎沒有任何人認識他們。因此，索菲完全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們獨立於自己的感知而客觀存在。
這些癥狀中的大部分之前都出現過，因而並不令人意外。然而，隨著大腦中的藥物殘留被徹底排出，索菲得到了一種之前從沒經歷過也從沒想到過的體驗：她的好奇心變得更重，探究精神也更足了。
她的思緒不由自主地轉向了一些更為沉重的問題，比如：她遭受的創傷性腦損傷與她的自我意識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聯。她開始深思物質大腦與抽象意識的邊界在哪裡，自身對這條邊界的感知又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她之所以成為現在的她，靠的又是什麼媒介？
在7月4日（距停用SSRI已經接近6周）的一條日記中，索菲寫道：
“我認為，車禍以及後續的物理創傷讓我把自己定義為腦損傷。隨這個標簽而來的還有各種自我限制、對未知的恐懼以及對自我改變的擔憂。”
在來到蒙特利爾的前兩個月裡，索菲沒有告訴任何人她遭受過創傷性腦損傷。這多少是因為她在潛意識裡認為，如果別人眼中的她相當“正常”，那就很好地證明她已經徹底康復了。然後，她開始把這個情況告訴一些新朋友，他們剛聽到時確實很驚訝，但對她的看法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都一樣，都會說，‘啊，這可太有意思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反應對我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索菲說。
她為自己能如此成功地掩蓋了秘密而無比高興。每有一個人在聽到她遭遇過創傷性腦損傷後流露出真摯的驚訝、懷疑神色，索菲就越發相信自己恢復了健康與活力，與其他21歲的女孩並無顯著不同。
索菲在日記中一遍又一遍地討論身份概念，努力解讀一旦接受人的性格會受到偶然性和環境的影響，身份的內涵會變成什麼樣子。在索菲看來，定義人類個體的並不是一系列界限清晰的分類——各種分類還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而是一片模糊且變化不定的混亂，就像潮水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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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球的作用下，潮水總是不斷運動，給海灘帶來新的水、新的物質。”索菲在日記中寫道，“雖然水無時無刻不在流動，但從整體上說，潮汐可以在短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不過，從長期角度看，潮汐的變化可以說相當劇烈，也隻有這樣，海水才能容納各種生命形式。”
寫到這裡，她顯然是覺得感知到了身份概念的真正內涵：它是不定的、流動的，隨時可能發生變化，與其說它是某種不朽內在自我的產物，不如稱它是在人類個體周圍波動的自然力量的無盡組合。
索菲遭遇車禍昏迷長達一周，醒來之後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上講，這本身就有些荒謬，更是反映了她的這次受傷絕不是輕易就能下定論的。整個事件乍聽上去就像是一個古老的童話故事，或者也可能像一個特別生動的噩夢，但肯定不像是傳記這樣的真實文學作品。到最後，連索菲本人都開始思考這樣一起極端事件喚起的如此強烈的情感。畢竟，這起真實發生的事故挑戰了所有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身份一致性和自我意識連續性。
索菲越是深入探索這些概念，越是感到自己正在揭露上述概念的短暫本質以及非連續性，揭露別人都認同的寬慰式世界觀，揭露這種觀點下的可怕真相。“以我自己的性格變化為例，我隻不過是一大堆傾向和觀點的集合體。至於具體外顯出何種性格，則取決於輸入。”她寫道。
慢慢地，索菲開始明白她現在的狀況“與受傷之前非常非常不一樣”。她迫切想要變回去的那個人——那個睿智、能幹、堅韌、沉靜的人——並不是藏在不斷變化的各種癥狀組合之下，而是徹底消失了。等到她準備回到維多利亞，回到家裡時，已經逐漸適應了對“康復”的新定義：不再是原來理想化的所謂正常狀態，而是一種個人成長始終伴隨著各種變化的全新模型。
索菲也意識到，她之前一直努力追求的，是實現那個自己編造的康復故事。人類有一種天性，或者說一種很可能在許久以前就形成了的適應性反應，那就是從自己此前最有挑戰性的經歷中提取出某種深層價值觀或者說重要的教訓。
“我們很喜歡找到所謂的‘意義’。”索菲在一次對話期間告訴我，“我們就是在努力創造各種各樣的意義，就是在努力創造一種可以理解並且立場正確的描述框架。然而，事實也許並非如此，這也沒什麼，但事情就是這個樣子。”當災難發生，生活被撕裂之後，為了重獲人生目標、重獲前進的動力，我們就需要用一條新的線索把散落一地的故事重新串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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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像索菲這樣過著“死”後生活的人，總是會帶著深刻的矛盾心理看待他們遭受的變故和被迫進入的新環境。他們的感受充滿了內部沖突，層級也相當模糊。在災難發生後的幾個月或幾年內，我們的內心世界可能會遭遇意想不到的改變。
如果有某種經歷磨滅了我們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了的大部分習慣，我們的內心世界就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樣鮮活，隻能以各種神秘難解的方式重新組織起來。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全新的內心世界必然是荒涼的、反烏托邦的，但終有一天，它會重新富饒起來。
索菲大二開始的一段時間和大一很像。課程剛一開始，她的焦慮感就幾乎立刻飆升。生活中那些與學業無關的部分也隨之迅速枯萎，就像沒有得到妥善照料的莊稼一樣。不過，索菲鋼鐵一般的專註力和非凡的決心讓她順利獲得了學士學位。然後，她立刻開始攻讀博士，這也讓她在同齡人中贏得了“小博士”的昵稱。為了取得渴望的成績，索菲用盡了自己的體力、腦力，乃至精神力。
第二年冬天，索菲開始和維多利亞大學的一名聾人男學生交往。他倆是在殘疾學生協會中認識的，索菲起初在協會裡擔任社區聯絡員，後來還當上了主席。他們相戀了一年，索菲覺得這段經歷“改變了世界”。看到男友每天在校園裡面對的各種障礙——從努力跟上無法聽到老師講解的課程，到通過數量有限的幾名手語譯者同教授們交流——索菲意識到自己健全的身體機能原來為學術生活提供了那麼多便利和貢獻。
後來，索菲還通過男友接觸到了維多利亞更大的聾人社群，從而見到了這個群體在更大社會尺度上遭遇的障礙。維多利亞的聾人們普遍貧困、受教育程度也不高、社會邊緣化程度嚴重，同時還面臨著相較普通人高得不成比例的監禁率。
索菲之前始終秉持的對於智商和價值的觀點也在那起車禍後徹底崩塌。看到男友這類人群遭受的系統性殘疾歧視讓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存在缺陷。自那之後，索菲和她的研究之間的關系也開始進化。到了大四，學業對她多年來的束縛逐漸消散。索菲發現自己在情感上越來越脫離課堂，並且開始質疑成為科學研究者的夙願。
“當我想象或者反思成為科研人員的願景時，腦海中的一個聲音告訴我堅持下去，還有一個聲音則告訴我，內心其實很擔心大腦經受的變化，甚至因此感到恐懼。”她說，“我竭力想要找到解決方法，因為我真的太害怕腦損傷會傷害未來的職業生涯了。”
2020年6月，索菲拿到了生物心理學學士學位。那年秋天，她接受了維多利亞大學殘疾學生協會的一份兼職工作。此時，她也仍不過26歲。
觀念上的徹底改變成了索菲重塑自我的關鍵。索菲之前經歷了那麼多，因而無數次懷疑自我認知、自我判斷，並且不停地探尋身份內涵的核心，最後，她終於開始想象另一種自我。
“我否定了那種人必須擁有某種自洽身份的觀念，並且從周遭事物中汲取了無數生活的意義。”她說，“鳥兒飛舞，蘑菇生長，雨水反復，煙塵滾滾。生活就是這個樣子。”索菲說，她就是“一個見證者，見證這一切或美好或悲戚的事情發生”。
這就是她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這種全新的世界觀讓她得以坦然接受並欣賞之前的一切，並且無需與之前的索菲·帕普——那個在改變命運的9月清晨坐上事故車輛的沉靜女孩——徹底告別。
參考文獻
[1]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315633/
[2]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918803/
[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082166/
[4]pubmed.ncbi.nlm.nih.gov/25919757/
[5]www.nature.com/articles/tp2017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