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場洪水，摧毀了Nimol（化名）家的水稻作物，讓這個大家庭負債累累。年僅20歲的Nimol離開柬埔寨西北部巴塔邦省的家，來到首都金邊郊區磅士卑省的一家服裝廠工作，成為了家中祖父和妹妹的經濟支柱。與她一起來的，還有很多受洪災影響的同村鄰居。
她們知道未來等待著她們的是什麼——柬埔寨的服裝產業多年來一直以高強度超額勞動著稱，很多人每周工作時長超過70小時，而長期超時工作換來的隻有平均每月不到200美元的薪水。這項主要由更發達地區轉移來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柬埔寨的經濟中承擔著出口支柱作用：服裝廠占柬埔寨所有制造業產出的75%。其中，歐盟是它們最大的出口市場，有45%的服裝出口歐盟，主要為歐洲的快時尚零售商供貨。
這樣的故事在柬埔寨等極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國家很常見。數據顯示，在全球范圍的服裝產業內，約有7000萬工人有和Nimol一樣的經歷。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破壞了農作物收成，使這些本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債務纏身，不得已將自己“賣”給殘酷的服裝行業。
龐大的服裝產業吸納了至少50萬柬埔寨本地人進入其中，其中絕大多數——有統計稱超過80%——是女性。過去幾年，隨著全球服裝產業競爭加劇，這些處於生產鏈條最底端的服裝廠要求交付的產品數量越來越高，薪水卻從未增長，但即使如此，這仍是很多人最容易找到的謀生方式，特別是在蒙受天災或發生意外的時刻。
超額勞動撐起的快時尚
21世紀的前二十年裡，服裝產業一直是令人矚目的增長點，而快時尚，又是其中皇冠上的明珠。 由於成本下降、運營精簡和消費者支出增加，全球服裝產量從2000年到2014年翻了一番，人均購買的服裝數量增加了約60%。通過壓縮生產周期和推出最新的設計，服裝企業不僅幫助消費者擴大了他們的衣櫥，而且實現了其內容的快速更新。麥肯錫2015年公佈的一份市場調研報告稱，在幾乎所有服裝類別中，消費者保留服裝的時間都大約僅有15年前的一半。還有一些估計認為，消費者已經開始相信價格最低的服裝幾乎是一次性的，隻穿了七八次就扔掉了。
隨著更多品牌嗅到商機，陸續入場快時尚，以“價格戰”為代表的市場競爭也愈發激烈。這促使快時尚品牌不斷向其供應鏈各環節施壓，以最大程度地壓縮成本、提高效率，為求在消費者購物車中占據一席之地。
然而，當快時尚生產過剩、迭代過快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浮出水面。生產成本不斷壓縮的“時尚單品”讓許多服裝工人用超額勞動買單。
幾乎自服裝行業進入工業化生產的第一刻起，它就是高強度勞動和廉價勞動力的代名詞，而“快時尚”理念嚴重加劇了這一行業的固有問題。近幾十年來，在政策、成本、運營管理和全球化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服裝行業邊界擴展至全球各地，供應鏈系統也趨於復雜。快時尚品牌選擇將生產外包給柬埔寨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獲得更加低廉的勞動力，幫助他們打贏一波又一波“價格戰” 。為順應這一需求，當地工廠也紛紛通過壓縮人工薪資和工作環境成本，開出更低的價格來搶奪訂單。
正如麥肯錫在其行業研究報告中所說，近幾十年來服裝的生產過程遠遠沒能跟上它日新月異的設計和銷售過程的發展速度。當服裝設計師成為引領潮流的代表，皮革和棉花等原材料仍然需要經過漫長且通常有毒有害的加工程序才能使用，而那些真正生產它們的人仍必須為此付出繁重而廉價的勞動。
在服裝產業集中的幾個東南亞國家，女工們的超時超額工作都不是新聞，在生產任務緊急的時候，幾乎所有服裝廠都會選擇讓工人加班加點幹到凌晨，或者幹脆用兩班倒排班來無限延長機器運轉時間。缺乏制度保護，僅有“靈活”合同或直接沒有合同，女工在車間被打的新聞時有傳出，上廁所的時間也被嚴格限制。
日出而作，卻不能日落而息，服裝廠工人承受著各種壓力，收獲的卻是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微薄薪水——有時一個月甚至隻有60美元。曾有ZARA土耳其門店的衣物中驚現“討薪”標簽，上面寫道：“我做了這件你要買的衣服，但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在復雜程度高、層級多的時尚產業鏈中，服裝廠勞工成為了市場競爭、成本壓縮的犧牲品。
而在同一時間，快時尚產業締造出了全球范圍內多位響當當的富豪——總部位於西班牙的Inditex集團創始人阿曼西奧·奧特加在2015年一度擊敗比爾·蓋茨成為世界首富，這是Zara和Bershka的母公司；從爺爺手中繼承了H&M公司的現任公司總裁卡爾-約翰·帕爾森2022年個人凈資產超過了15億美元。
氣候災難讓他們身陷沼澤
毋庸置疑，讓快時尚巨頭們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時代浪潮中勝出的，是恰逢其時的商業理念和奪人眼球的設計思路，但在故事的另一面，還有另一些機制使得遠在世界經濟秩序邊緣地帶的女性勞工無法拒絕來自發達國家企業的這些“工作機會”。
柬埔寨是全球氣候災害爆發最為頻繁的國家之一，尤以交替發生的洪水和幹旱影響最大。一項自1980年至2011年期間進行的統計表明，洪水占據了這三十年間發生過的自然災害總數的65%，造成87%的災害損失。2020年，柬埔寨全境25個省份中有19個遭遇洪水影響，80萬人蒙受損失，2022年，遭到影響的省份已經上升到25個省份中的23個，50萬人遭到影響，超過18萬公頃田地收成被摧毀。
世界銀行報告顯示，柬埔寨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面臨著較高的災害風險水平，在2019年Inform風險指數的191個國家中排名第55位，其中洪水災害的影響尤為嚴重，風險指數高居第4位。與此同時，極端高溫發生率的增加對柬埔寨民眾的健康構成重大威脅，特別是對於戶外勞動者和城市人口而言，另外氣候變化也可能增加水作為媒介傳播疾病的可能性。
每一次災害的背後，都是千千萬萬個破產的柬埔寨農民家庭，從而迫使更多沒有其他出路的年輕人如同Nimol一樣，進入包括服裝產業在內的“血汗工廠”。我們的另一位受訪者、今年21歲的Samneang（化名）全家在二十年前遷移到了幹丹省，因為那一年的水稻收成失敗，全家背負上了沉重的債務，Samneang自15歲起就一直在窯廠打工，以工抵債。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柬埔寨是一個建立在債務上的國家——由於極低的社會保障水平，柬埔寨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債務纏身，一旦發生任何意外，用僅有的土地作為抵押以獲得貸款，是很多柬埔寨家庭唯一的選擇。而正如上文所說，“意外”在柬埔寨發生得又是如此普遍。數據表明了Nimol身上的某種深刻的代表性：盡管總人口中負債人群比例已經很高，但僅占總人口約5%的服裝產業工人，背負了柬埔寨全國小額貸款總額的20%。
氣候變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諾丁漢大學和金邊皇家大學聯合發佈的報告指出，全球服裝業的結構會塑造和加劇氣候變化對工人的影響。報告數據顯示，64%的服裝工人在過去12個月內，於工廠內部或外部經歷過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影響，如洪水或極端溫度； 78%的工人表示，在工廠受洪水影響生產的日子裡，工資有所降低；如果工廠因受災嚴重導致全面關閉的話，他們的收入將被扣除80%。上個世紀， 每年所謂的“熱天”數量已增加到多達46天。極端高溫使本已惡劣的工作環境雪上加霜，從而大大降低了他們的工作能力。
更低的工資意味著更長的勞動時間和更弱的議價能力，盡管氣候災害的經濟影響更多被以宏觀數據的形式表述，但在現實中，這些居於產業鏈最末端的普通工人承擔了最為嚴重的損失。氣候變化不僅徹底改變了生活軌跡、重塑了全球工作場所和社會關系，還降低了日常的生產力和工資，全方位威脅著發展中國家工人的生存和健康。可是，這些柬埔寨農民沒有其他選擇。
被逐漸扼住的咽喉
吸納了迫於生存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並進一步借此將成本壓至最低以後，服裝產業與柬埔寨的故事仍未講完。在Samneang所在的柬埔寨幹丹省窯廠內，堆滿五顏六色服裝和塑料垃圾的磚窯前熱浪來襲，黑煙不斷。工人們全天候守在磚窯旁，用手將幹燥的粘土板移入溫度高達650°C 的磚窯中。燃料不斷被加入爐中以維持窯內溫度、確保粘土成型。
窯爐是柬埔寨利潤豐厚的制磚業的一部分，為當地的建築熱潮提供原材料。但新冠疫情下訂單數量縮水、訂單金額減少，加之供應鏈上遊的價格壓力，磚窯主們不得不節省開支，而降低燃料成本是維持生產的最佳選擇。
於是，窯主們不再依賴木材作為燃料，而轉向使用該國服裝廠的邊角料。
中間人以一卡車60美元的價格向服裝廠采購服飾廢料，之後轉手給卡車貨運司機，再以250美元的價格賣給窯主。面對這些來路不明的燃料，以及它們燃燒過後的濃濃黑煙和刺鼻味道，窯主們沒有猶豫，因為他們很確定一點——相比1500美元一車的木材，服飾邊角料便宜得多。
窯主們的生意難題看似解決了，但磚窯工人及其家人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Laurie Parsons博士表示：“廢棄服飾，混合塑料袋、衣架、橡膠等廢料，在燃燒過程中會直接向周圍環境釋放塑料微纖維，以及氯漂白劑、甲醛和氨等其他有毒化學物質。這將短期和長期損害工人和附近居民的健康，其影響比燃燒木材嚴重得多。”磚窯工人及其家人們沒有任何保護措施，持續暴露在有毒環境中，可能引發咳嗽、肺部炎癥、呼吸道感染、發燒等癥狀。
盡管柬埔寨有關部門曾出台過一系列政策和懲罰措施以管理私下交易、違法焚燒固體廢棄物等現象，但在具體執行效果上不盡如人意。根據柬埔寨環境部公佈的信息，2017年至今，僅存在一起因“未妥善處理固體垃圾”而被罰款的記錄，且關於因何處罰、罰金數額等細節都沒有進一步說明。
世界知名服裝品牌在名義上要求供貨工廠雇傭有執照的廢物處理公司，依法通過垃圾填埋等方式處理服飾與紡織廢料。但實際上，有機構走訪發現，在柬埔寨幹丹省東南部的五個窯爐群中出現了Nike、Ralph Lauren、Michael Kors、Reebok、Next、Diesel和Clarks這七個國際大牌的服裝邊角料。
英國廣播公司2020年報道稱，全球每年制造約9200萬噸紡織廢棄物，相當於每秒都有一卡車衣物被焚燒或被送去掩埋場。這些廢料來自佈料供應不正確或過剩、生產計劃臨時變化等，與品牌迅速響應、適應快時尚日益增長的趨勢有關。
價格的誘惑、監管的缺失，使得服飾和紡織品廢料“秘密”地流向磚窯作燃料，成為家常便飯。而柬埔寨的磚窯工人及附近居民，正在用健康為這些“時尚垃圾”買單。
“可持續”探索，為時尚行業指引出路
我們習以為常的衣物和紡織品產業背後，是一條高消耗、高污染、且包含嚴重勞動剝削的國際化生產和消費鏈條，種植棉花需要大量的水、殺蟲劑和化肥，羊毛和皮革等畜牧業產品同樣為其產地提出了環境承載力挑戰，而由於大量生產過程已經被轉移到相對更為依賴化石能源的較不發達國家，有評估機構認為，制造一公斤織物可能意味著高達23公斤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額。
時尚行業的可持續不僅關註時尚產品本身，還關註整個價值鏈中設計研發、生產制造、消費使用和回收等各個環節。時尚品牌應當綜合考慮環境、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減少價值鏈及產品生命周期內的資源消耗、員工不公待遇、環境退化與生態污染，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社會公平。
可持續的時尚產業需要各方協力、共同探索。盡管在向前的道路上，創新商業模式、企業行動和政府政策持續面臨著挑戰，且實際減少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進度緩慢，但也有很多鼓舞人心的事情正在發生。一批先行企業已經行動起來，而不是等待來自消費端的輿論壓力，例如意大利服裝品牌貝納通（Benetton）在2021年12月發佈的《PFCs消除進展》報告中表示，產品檢測結果表明貝納通幾乎實現了生產中PFC的完全消除（合規率等於 98%）。
今年9月，戶外品牌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創始人Yvon Chouinard在公開信裡宣佈“地球現在是我們唯一的股東”，並將市值30億美元公司10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轉讓給Patagonia Purpose信托、100%的無表決權股票捐贈給非營利組織“Holdfast Collective”，致力於用Patagonia創造的財富，保護所有財富的來源——我們共同生活的這顆美麗星球。
隨著更多消費者開始思考品牌與個人價值鏈接，開始重視生產過剩、迭代過快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快時尚迎來了關鍵轉折點。如何平衡增長與可持續之間的關系，如何尋找到新的商業增長模式，以避免Nimol和她的工友們繼續用自己的命運和地球的未來為時尚買單，是擺在今天的時尚行業面前最大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