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常會吐槽一線城市996的工作，讓人沒有自己的時間，每天下班隻想躺在床上玩會手機，不知覺間已是午夜，此時想到第二天還要繼續打工，身心疲倦。但也有朋友說，白天做社畜已經十分艱難，熬夜時才仿佛自己屬於自己。熬夜傷身體不假，但熬夜會不會讓打工人感到快樂呢，哪怕是片刻的快樂？
熬夜與情緒的關系其實很值得探討。作為美國時間的踐行者，小編開始了有益的學術閱讀（日常劃水）。概要而言，一般研究認為熬夜會導致負面情緒，但熬夜人群其實存在較大的異質性，最近的一項中科院研究認為，微博上的熬夜黨反而更快樂。此外，小編也簡介了睡眠社會學的動向，相關的健康研究還是一片學術藍海（開始畫餅）。
一、熬夜與負面情緒有關聯：一些已有的小規模調查結論
國內研究方面，目前在知網檢索“熬夜心理健康”、“睡眠心理健康”後，能夠查閱到的還是以各醫學院系所做的地方調查為主，這些調查基本將睡眠時間在晚23時或24時後作為熬夜的標準，樣本量往往不超過千人。
以討論最多的大學生群體為例（最好拿數據），近年的調查一般認為大學生中的熬夜群體占比占四成左右，其中，約六到七成受訪認為熬夜對自己的情緒有影響（仇亞萍等，2020；李紫琪等，2018）。
這類調查基於受訪自評，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因此另有通過客觀量表進行的追蹤調查，認為睡眠質量與焦慮、抑鬱情緒確實存在呈正相關，且有一定因果關系（郭素然，2021；熱依汗姑·吐爾遜等，2021）。
此外，有研究調查了工人群體、軍人群體，認為上述熬夜與心理健康的負面關聯同樣存在（陳奕忻等，2020；何靜文等，2019）。上述有關睡眠質量與心理健康的研究結論，與國外的部分研究結論一致（Atalay H， 2011; Zochil & Thorsteinsson， 2018）。但相比國外相對成熟的研究，國內研究在量與質的方面都有所欠缺。
誠如上文提及的，國內已有調查囿於小數據限制，在人群內部的異質性分析方面力有不逮。因此，中科院心理所在今年三月份發佈了一篇預印論文，使用微博文本數據討論了這個問題（宋夢瑤等，2022），這一研究挑戰了以往我們認為的熬夜更讓人emo的看法，起碼“微博上的熬夜黨”似乎並非如此（熬夜黨合理性+1）。
二、健康作息可能沒有熬夜讓人快樂？中科院微博數據結論
簡言之，中科院的這篇研究認為，熬夜的人們其實更快樂（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但同樣是熬夜，一線城市熬夜的要比二、三城市熬夜的朋友們不快樂（生活滿意度更低）。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深夜炸雞確實讓人快樂，但深夜炸雞沒法消解一線城市的生活壓力，熬夜似乎成為了打工仔的解壓閥。
數據方面。這篇論文首先抓取了含特定關鍵詞（如熬夜、修仙、夜貓子或生活、打卡、記錄）的用戶，並爬取用戶們在2021年1月至12月之間所發佈的全部微博，爾後剔除如發言頻率過低（總數小於20條）、註冊時間過短（一年以下）、粉絲量過多（大於3000關註）的用戶。最終獲得了3448條一線城市用戶發言數據與3754條其他城市發言數據。
變量方面。自變量即發言時間，按用戶是否曾在0點至4點發言，記為熬夜組或非熬夜組。最終一線熬夜組2654人，一線不熬夜組794人，其他城市熬夜組3048人，其他城市不熬夜組708人。因變量即生活滿意度，基於已訓練好的模型進行預測，但具體模型由於預印版沒有做展開。
小編對結論作簡要概述：
第一，一線城市用戶的生活滿意度顯著低於其他城市用戶；熬夜組用戶的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非熬夜組用戶。
第二，是否一線城市與是否熬夜交互，通過顯著性檢驗（LSD）的生活滿意度均值由高到底分別是其他城市熬夜組、一線城市熬夜組、其他城市非熬夜組或一線城市非熬夜組。即，無論是否在一線城市，熬夜組的生活滿意度均高於非熬夜組；但是，僅在熬夜組中，其他城市的生活滿意度高於一線城市，而非熬夜組中，生活在一線或其他城市的差異並不大。
當然，由於大數據本身的選擇性，這篇論文在代表性上的努力仍然是淺嘗輒止的，熬夜時更多發文的人群可能並無emo，也可能身份上學生更多、打工人更少，這些潛在的選擇性偏誤都會挑戰文章結論。但就表面上看，微博上的熬夜黨確實更快樂。小編認為，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僅在於其使用了較新的方法，更多地，尤其是國內有關睡眠與健康的研究中，少有的一篇對人群異質性有探索的研究。
三、未來的討論：睡眠社會學的思路
在過去，熬夜與健康的關系一直是生物學、醫學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心理學、社會學者們已逐漸介入這一領域。在國內，心理學者們已做了一定嘗試，但社會學、人口學者們的研究仍未多見。小編在前文所介紹的研究也多屬於心理學者們的探索。
事實上，國外有關“睡眠社會學”的研究已有一定發展，為我們理解睡眠與健康提供了有益視角。其中，最有名的理論研究應屬華威大學Simon Williams的Sleep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Ventures into the (Un)known。
在這本書中，Williams總結了已有的西方社會學家們有關睡眠的討論，睡眠不是一項純粹的生物行為，我們在哪裡睡、什麼時間睡、睡多久、和誰一起睡，都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比如在19世紀，“每晚保持八小時睡眠時間”並不是一個常態，一天中斷斷續續睡覺仍很常見；睡眠問題如何成為一個醫學問題，也是有其歷史過程的（Williams， 2002， 2005）。
通過睡眠的安排及其健康後果，我們事實上可以反過來理解我們的社會，理解即便是個體最私密的睡眠行為，其背後也有社會力量參與形塑。
在實證研究方面，早期的一批學者已經討論過睡眠與性別、社會經濟地位的關聯，一般認為女性、低社會經濟地位者的睡眠質量會更差（Chen， 2005; Lallukka et al.， 2012）。
最近，隨著信息對社會生活更深的嵌入，一些有關社交媒體、睡眠及心理健康的文章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現有研究一般認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與青少年較差的睡眠質量和較差的心理健康有關（Alonzo et al.， 2021），但是，由於不同社交媒體有很強的異質性，這些研究仍有廣闊的拓展空間。上述交織的視角，正為我們理解熬夜行為及其健康後果提供更多有益的討論。
最後，盡管有數據顯示“微博上熬夜很爽”，熬夜本身對心理健康的負面作用還是得到了持續的經驗證實。小編建議大家還是要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在繁忙的工作中堅持鍛煉、早睡早起（持續摸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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