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深秋，為了完成碩士論文選題所需的田野調查，我來到了位於A市Z區的S養老機構，成為了一名男護工，開始與機構裡的老人、殘疾人、護工、管理者一同生活。也許是出於性別原因，我在照顧男性院民生活起居上比女性更為方便，但女護工們卻對性別因素看得很淡，“我們都這麼大年紀了，沒有什麼不好意思，要不然就不會來做這份工作”。也就是從這裡開始，我對養老機內部的性別及兩性之間的互動有了更多觀察。
為了保持故事的真實性與增強可讀性，我僅將田野日志進行分類整理，以第一視角且多以對話原文的形式進行呈現。謹以此文來記錄我在機構裡看到、聽到以及感受到的那些躲在暗處的欲望、情感和愛。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動作”
張峰是S機構負責消防、網宣的管理人員，這是他參與管理運營的第二家養老機構，大專畢業後張峰一直在廣州做生意，但新冠肺炎的沖擊致使生意慘淡，於是畢業十年後的他開始進入養老機構做管理崗。知道我是來S機構調研和體驗生活的，立馬和我攀談了起來，也許是因為年齡差距並沒有非常大，再加上我是熟人推薦進來的，在了解完基本情況後張峰就和我聊起來了機構裡的“八卦”：
“剛才我們在監控裡看什麼你知道嗎…一個婆婆去找一個爹爹，你猜猜他們什麼關系？你懂的（眼神暗示）……這沒什麼稀奇的，那句話怎麼說來著‘食色性也’，我之前在的那個養老院是開在一個大橋下面，每天晚上那裡都會有很多人，養老院裡的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他們有錢，經常晚上就到大橋下面看演出，給演出的那些年輕女子發煙，或者就是找農村來的婦女，她們專門在大橋下面擦皮鞋，拿一塊佈遮住自己，老人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他們往往會用5塊錢到10塊錢，讓這些擦皮鞋的婦女來滿足他們的需求。”
“你再比如說現在這個機構，那也有很多類似情況啊，那個老蕭別看他糊裡糊塗，現在他也知道這附近哪裡有相關場所，甚至是價格和人選都非常清楚……當然了也有在內部自己發展的，甚至還有老人為了同一個婆婆爭風吃醋，大打出手……不隻是這些老人，這些傻子也有這方面的需求啊，你比方說阿木，他每次看到美女就會把舌頭撇到一邊，然後把手伸到褲子裡面幹壞事；阿明一看到美女，他眼睛就不離開；還有瞎子，你別看他看不見，他每次都摸你的臉，看你有沒有胡子，他知道男女，他有這個意識，他一摸你是女的，他就把手伸到你的大腿那裡，摸你的大腿。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動作，你可以仔細觀察。”
無獨有偶，某天下午在走廊上碰到了機構的李院長，李院長曾經是S機構的護工，歷經機構四任老板的更換，目前已經是S機構的行政院長，負責管理機構內的大小事務。簡單了解才知道，李院長剛才把一個原本住在一樓的婆婆，從三樓一個爹爹的房間裡拉了出來。讓我想起了張峰和我講的在監控中看到的一幕。當我回到一樓和齊阿姨聊起這件事情時，齊阿姨一方面表示見怪不怪，另一方面又表示出一絲絲的無奈：
“3樓的胡爹爹就是手腳不幹凈，他每次來我們這的時候都捏別人（智力障礙女性）的臉拍別人的頭。我每次看到之後，要不就不讓他進來，要不就在那旁邊看著。你想想別人就算是智力障礙，但她也是女孩子呀，男的拍一下多不好。去年那個老蕭還沒有老年癡呆的時候，經常來這裡，趁著沒人就上手亂摸，還有一個老頭就住在一樓也是經常想做點什麼，不過今年收斂多了。我經常在門口守著不讓她們出去，也是不讓這些老流氓進來。但是有的阿姨看到之後說這沒什麼的，拍拍怎麼了？我覺得這個事情都不能這麼說，別人怎麼說也是個女孩子。”
社會新聞偶有報道心智殘障女性在此類機構中的“性邊緣”狀況，隻不過是在事情極端化後才有了暴露在公眾面前的機會。吃飯間隙，我又和李院長主動聊起了這些事件，她則從女性自身的需求和情感角度出發和我解釋道：
“趙婆婆本身就是精神分裂，有時清楚有時有不清楚，不過女兒經常給她買可樂和零食，但是她經常去3樓找那個胡爹爹，這個爹爹本來也就喜歡亂摸，她（趙婆婆）上去一方面是為了吃零食，另一方面也是對他有意思。”
“你再比如說那個二樓的那個女的（八歲智力的婆婆），有的時候是她去找別人老頭，你知道吧，不是別人老頭騷擾她，是她逗和撩別人老頭，她也有這種（欲望），如果辯證的來理解這個世界的話，這就是人的本性，你說是不是？”
因此，在這裡尤其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相比於大眾腦海中男方在性/情/愛中占主導地位、女性隻能被動承受的想象，S機構的這些事件提醒了我們，女性在情感和性需求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即便她是一個主體性有所殘缺的女性）。有性學家指出，94%的男性和84%的女性過了60歲之後，仍然會有性需求進而發生性行為，因此對於性的需求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但重要問題就在於，心智殘疾人作為其中的一個特殊類別，由於其殘缺的類別和程度有異，她們所能做出的意思表示又很難去界定，這就為日後種種不確定後果埋下了前因。
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做的是不一樣的
為了進一步了解養老院如何看待以及管理院民在機構內部的這些“行為”，我在某天午飯後專門訪談了李院長。與其他護工見怪不怪或道德譴責不同，李院長提出了一個從管理者角度出發看待這些問題的視角，將這些事件分成思維層面、語言層面和行動層面，因為在李院長看來，這些不同的層面會對事件產生不同的影響，必須進行區分之後才能定位事件的性質，繼而決定是否要進行幹預，以及進行幹預的程度。
“我能夠理解老人。但是我理解他就是什麼呢？心裡想的、嘴裡說的和身體的本能（功能）是不一樣的，你說是不是隻能這樣子去理解？要從這幾個層面出發考慮這件事到底需要不需要我們去幹預，然後我（幹預）實行的辦法就是強制。”
首先是心理層次，李院長更多的將其定位在需要理解的人類本性上：
“老人啊，他有一些老人挺好的，人呢，他每個人都有心理需求，你不可能全部都看得到，但是有些人呢，他自制能力強，他可以約束自己，他不去朝著外面表達，但是有些人他有這個本能上的心理需要，但是他自制能力又蠻差的，他就表露了出來，這些事情都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就我們幹的這個工作來說的話，很多方面，說笑話是說笑話的，如果你要真正的深層的去理解他們（老人）的話也沒什麼的，很正常，你不能這樣子去理解（說他們是老流氓）。從第一個角度來看的話，他是人的正常本能，這是正常的，他力不從心的時候，他隻能心裡想，他沒有這種身體功能了，但這卻是他心裡渴望的一種東西，他心裡想這些，但是從他自身的本能和身體狀況，他又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
但是有一條，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想著的，因為畢竟人是有思維的撒，他不可能不想事情呀，他的生活經歷和本能在那裡放著，這是很正常的一點，這是很普遍的問題。任何養老院都有，不管去哪裡都會存在這些問題。”
其次是語言層次，這個層次在李院長看來就有了介入的必要，以免產生不必要的管理麻煩：
“最開始我以前碰到過一個老人，他就是什麼呢？他的嘴很臭，他成天到晚都想著別人那些護工啊，那些女的，但是他實際上身體沒有那個功能。身體不可能達到那種程度，那就隻能是語言上面（騷擾），並不是身體需求。他經常逗別人女的還有護工，再說了，年紀八九十歲的男的還能有什麼講究啊？沒有什麼講究，所以他就經常嘴臭的撩別人。
然後的話，他的情況特殊就在於，所有的女的都不能給他洗澡，你知道為什麼嘛，因為他身體沒有那個功能，他怕把自己的身體暴露在別人面前。也就是說他嘴巴雖然很臭，總是撩撥別人，但實際上他的身體沒有這種功能，但是他的心裡又想著這些東西，所以他才不想把身體暴露給別人……
後來護工搞不了他，我就去了以後，直接把噴頭打開，他還穿著衣服呢，把他的衣服都打濕了，那他就必須要脫了撒，後來他就脫了，強行給他洗了一個澡。從那以後他也就洗澡了。對於過分嘴臭的老人，你也隻能把他狠狠的說一頓。然後有的時候把他吼一頓，也隻能這樣子。那還能怎麼樣？”
最後是在行動層次，到這個層次就說明已經到了機構必須進行幹預的地步，通常這種情況會發生在機構內的院民之間，以及院民與護工之間：
“那個智商隻有八歲的婆婆，本來她住在三樓，我強行把她調到二樓，為什麼呢？因為他跟那個老蕭……那個老頭子跑到這個女的房間裡給她洗澡，被我碰到了，所以我就把她搬到樓底下來了。別看那個老頭他大腦不清楚，但對這方面（男女之事）他蠻清楚的，但是這個女的她不清楚，他的智商隻有8歲，所以說我就把她搬樓底下來了。”
“也有護工和老人在一起的，我碰到過。在我手底下幹活的，我在上一家養老院做院長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個護工就跟一個老頭，但是他們之間又屬於一種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就是說那個女護工的出發點不正，她是為了搞那個老頭子的錢，被我發現之後把那個女的給開了。那個男的的老頭呢，就是屬於一種什麼情況，他有那種身體需求和欲望，他也有錢，但那個護工就出發點不對，是為了搞別人的錢，就是這麼一回事。”
穿越時空的思念：過去的、流動的、外部的情感
我曾反復指出，養老機構內聚集的多為社會的邊緣群體，在老人中表現為各種狀態的失能失智，在殘疾人中則表現為類型與程度各有差異的“殘缺”。由於缺乏深入了解，主流世界對於這些邊緣之地的情感想象往往是負面的，但人類是情感的動物，這種人類的心理一致性使得他們也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情感表達。
81歲的郝奶奶已經在養老院住了七年，雖然患有嚴重的失智癥，但整體來說身體還較為硬朗，如果要是按照“遊走型”和“禪修型”對其進行劃分，那麼郝奶奶確實屬於前者：整日在機構裡不停走動。但郝奶奶不同於其他老人的是，她總是要背著自己的包袱找回家的路。某一天我們在院子裡做飯時，郝奶奶忽然從院子裡一個廢棄的小鐵門下約莫40cm的間隙鉆了出來，院長看到後哈哈大笑，但當深入了解郝奶奶後，我才知道原來她一直要回家的理由是因為她認為自己的老伴一直在等她回家：
“她之前比這個還要更嚴重，現在是好一些了，之前她房間裡有一個立式電扇，也是經常要背著回家，然後背著背著就給弄丟了。關鍵是她一直覺得她老公還活著等她回家，她也不記得她老公死了，就經常要我們給她老公打電話。那我們也沒辦法，隻能順著她給他打個假電話。”
不僅是郝奶奶，機構內的這些失智老人多半會表現出對老伴的思念或表現出對年輕時喜歡過的人的崇拜。
蓉蓉是S機構一個75歲的失智老人，年輕時趙忠祥是她的絕對偶像，失智之後這種年輕時的喜歡又恢復到了到了較為狂熱的地步。
“我們這裡的每一個老人都是有故事的，你看到那個老人了嗎？她叫蓉蓉，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趙忠祥，去過好多次北京，老了之後甚至把自己的醫保卡和社保卡要寄給趙忠祥，自己還要再去北京找他，最後還是我們社區的志願者把她送回來的。”
與這些失智老人對近期記憶逐步遺忘相對比的是，他們腦海中過去那些深刻的情感和事件會不斷浮現在腦海，促使著他們去采取行動。但養老機構內還有一部分群體：在肢體上行動不便卻在思維上十分清晰的肢體類殘疾人，與這些失智老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不過他們在情感表達方面往往會出於自卑而呈現出一種自我壓抑的狀態，且多發生在網絡交流中。
鄧浩是寄養在S機構的一個腦癱院民，僅右手保留有部分功能。由於我剛到養老機構時他恰好回家，所以我們見面已經是我到機構一周之後的事情。雖然已經聽阿姨說過很多次鄧浩是帥哥，但初次見面依然讓我覺得有些驚訝，也許是常年在機構內生活的原因，皮膚十分白皙，即便鍛煉缺失也並沒有讓他體重增長，完全看不出是個三十多歲的人。許是因為我們都喜歡唱歌，他很快就打開了話匣子。交流之後的一個明顯感覺是他的語言能力對比起其他幾位腦癱院民來說要強許多，另一個明顯感覺是我們的話題中總是時常出現一個女主播聲樂老師。
隨著了解的不斷加深，故事才逐步拼貼完整。據鄧浩本人及其他腦癱院民回憶，鄧浩先前的語言能力並沒有這麼好，是逐步鍛煉和加強的，而契機就是在某線上K歌平台認識了女主播聲樂老師梔子。
“我平時喜歡聽歌嘛，就在上面關註了很多主播，前年過年的時候我就在上面認識了一個老師，我覺得她教得很細致，而且看起來人挺不錯的，就在上面聯系了她，跟她說明了我自己的情況，我們就加了微信，並且邀請我免費上她開的聲樂班級…你知道的，唱歌也是練習發音和氣息的一個過程，我之前說話一直是流口水的，但是練習了兩年之後我現在完全不流口水了，說話也清晰了不少。”
這恰巧表明網絡給了這些邊緣人群低成本組織起來的空間，也表明了他們同樣可以通過趣緣的互動實現自我能力提升的目標。我旁聽了幾次梔子老師的直播，也許是因為直播間人不多的原因，她可以清楚的根據對方進入直播間的ID來喊出對方在直播間的別名，鄧浩還送過幾次直播間禮物，比如一捧玫瑰花。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對梔子老師那種不一樣的情感（在這裡我絕無意進行惡意揣測），梔子老師在線上點評他唱歌時，他會害羞；我每次主動和他交流梔子老師的情況時，他也表現得很害羞。
其實鄧浩還有一個雙胞胎弟弟也是腦癱，但隻是輕微影響到了腿部行動，已經工作幾年了。當我提及他弟弟的婚戀情況時，鄧浩說：
“他沒結婚，也沒談戀愛，我也不知道我弟怎麼想的，但是我們這種人，應該都有一種自卑情感吧。”
其實這種自卑情緒在鄧浩身上也表現得十分明顯，即便是在我離開田野點已經將近一年後，我們聊天的主題也基本全部集中在梔子老師。梔子老師換了直播平台，雖然鄧浩覺得沒有必要，但是他又不知道以什麼立場去勸阻，這個時候便會來和我傾訴，以及問我有什麼方法可以給梔子老師爭取粉絲和人氣，甚至會一個個去原先的平台私信陌生人關註，但收效甚微。當得知自身沒有能力幫助她時，也會表現出氣餒和無力，進而繼續回歸到背後的默默支持：“但我在等她回來（之前的平台）”。
我們在正常交往，婚姻法沒有規定不能婚戀
上文所提到或露骨或含蓄的情感表達其實都是在機構日常生活中的暗面，但有時這種在暗流中湧動的情感也會以一種顯性化的方式表現出來。或是以沖突化的方式，或是以一種水到渠成之後的結果，或是以這兩種方式結合在一起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必須先指出的是，養老機構的管理人員自身也清楚地知曉自身對於這些事件僅具有“有限管理權”。
“我在上一家養老院還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爹爹和一個婆婆蠻好的。因為我們每天晚上都跳廣場舞的…後來那兩個爹爹婆婆就開始在那裡摟著跳舞。這時候就有一個老頭兒就過來跟我說‘院長院長，你看他們兩個，你快看那個爹爹婆婆兩個人在亂搞’。
你說作為我來說，別人喊我跟我說這個事情，我要怎麼回答他呀？那我就跟他解釋說是這樣子的‘如果他們兩個是認真的談戀愛，我說我不能幹涉，因為國家法律沒有規定80歲90歲的不能談戀愛，如果他不正當的話，他也隻是在跳舞，也沒有什麼可指責的’……隻能這樣，你說是不是呀？難道要我把他打一頓呀？這不可能的事情。你也不能強行的說‘你不能怎麼怎麼樣’。”
也是因為這種有限管理權。所以首先並不是所有老人在被發現這些隱秘情感後都選擇被管理和約束，也有選擇將其顯性化進而據理力爭的。
“這邊住過一個婆婆，半夜三更到那個老頭的屋裡，晚上我下來查房的時候被我碰到了，被我看到了之後我就說他們‘婆婆這麼晚了你們還不睡覺？怎麼還在外面跑？’，後來那個老頭回答我‘我們兩個在正常的交往’，那你說我能說什麼？一個80多歲，一個快90歲的人，你說我能說他們兩個耍流氓嗎？我不能說這個話。”
其次，這種顯性化有時還會以一種確定的“結果”表現出來。
“我上一家管理的那個養老院，還有一個護工，他跟一個老頭離開那個養老院了。這個護工也不小年紀了，已經有60多歲，但是那個老頭70多歲了，他們兩個比較就是按照正常人來說的話，就是情投意合，就是好像覺得兩個人很合得來，最後呢，就是這個老頭離開了養老院，就把這個護工也帶走了，他們就在外面租了個房子就結婚了。
也有這種情況。這是我在那邊碰到的兩起，一個是不正常的，我把她開除了，再一個就是心甘情願的兩廂情願，你又沒有辦法阻撓，婚姻法又沒有規定80歲90歲的老人不能結婚，你說是不是啊？反正就是說在養老院裡面也有這種情況，什麼談戀愛啊。反正就是怎麼說呢，我有的時候就會觀察他們，也觀察到有這樣的現象。這裡也有，之前也有幾個老人也存在這種情況。”
但往往這種情感顯性化既是外部壓力的倒逼，也是內部個人意願的結合。
“那還有的爹爹、婆婆蠻大年紀，關系也是蠻好蠻親密的，被發現兩個人在一起後，80多歲堅決要結婚的。那兒女也是堅決反對，但是不管你怎麼反對，兩個老人還是結了婚，那你說這兩個老人自己願意，雙方兒女都不同意怎麼辦，兩個老人他們的兒子和女兒最後都不認他們了，也都從來不來看他們，把他們丟在養老院裡。反正兩個人最後結婚了，就在養老院裡結的婚。”
這既涉及到了養老機構的管理權力，也涉及到了其要以何種立場去管理這些“事件”。
“如果我看到的話，也不能強行的阻攔他，我說他們的話也是盡量的以提醒為主，很婉轉的和他說這件事情…但是養老院為了穩定，還是盡量不想看到這種情況，盡量的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怎麼說呢？住在這裡的人他的大腦都不清楚。我碰到這種事情多半會把它阻攔。”
但問題是為何養老機構會對歸屬於個體自由的婚戀事務進行有限約束，他們又是站在誰的立場？
這些都是很醜的事情，機構穩定是第一位
養老機構作為一類“委托—代理”機構，與幼兒園的邏輯是一致的——他們都並非是對被服務對象負責，而是對委托人負責。也即是說，子女才是養老機構裡老人的真正代理人，養老機構隻是執行代養職責，機構真正要負責的對象也是這些老人的家屬和子女。隻有機構穩定，才能讓這些真正的代理人滿意，養老機構才處於一個“平穩”的管理狀態與“良好”的行業聲譽中。
在之前的一篇隨筆《無緣社會：一個養老院的“孤獨死”》中，筆者曾經指出，養老院不僅本身是個建制化空間，其內部也存在著諸多的空間區隔。不僅在樓層上進行院民區分，更在房間安排上進行幹預：
“這裡每一個老人居住的房間都是經過安排的，比如老蕭，他最開始住那個房間，隔壁有一個婆婆，他直接跟我說‘隔壁這個婆婆沒有穿衣服，一件都沒有穿’，就覺得不能事情再這樣發展下去了，就把老蕭調到了3樓…家屬把他們送到這裡說明他們就是這些老人的監護人，他們有權主張這些老人的生活，因為他們都神智不清楚……（我們）一切都是為了養老院的穩定”。
“就剛才那個女的（8歲智力的婆婆），原先住在樓上的房間，我強行把她從三樓搬了下來。但是具體的什麼情況，我不會和她家屬說的。這種事情跟子女說了，子女蠻尷尬的，所以就是說，就算老人在這裡做出了出格的事情，我們也不能說。隻能說有時候很婉轉的提示一下，叫他的家屬和兒女自己去意會，意會的事情就不能說出來。
很多事情他隻能臆想，但就是說他的子女也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因為這種事情很醜的，你說是不是呀，作為兒女他會覺得很醜，（替）自己的父母。但是有一條，某種程度上你還得說，比如他會問“你怎麼把我媽搬下來了”，我隻能說婉轉的和他說一下，我不能就是說的一清二楚，讓他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意會這個事情……作為我站在這個角度和角色啊，很多東西我就必須去想的寬一點，你不能就很狹隘的很直接的直來直去的把這個給子女捅出去。”
一方面，機構的管理阻隔了老人社交願望的滿足。老人們有自由意願，他們也有歸屬、社交乃至自我實現的需求，但是缺乏正常的需求滿足路徑，他們在很多問題，尤其是婚戀問題上“被”過度道德化了，如果群體內部有自主和自願的互動，能夠滿足彼此的需要，是否有必要制止？因為戀愛屬於老人的私人事務，事實上，任何群體在進行婚戀時都存在一定風險和成本，能否出於“老人認知能力低下”的主觀判斷就將此問題進行“特殊化”？在養老機構這個封閉空間內，院民的情感、性需求滿足屬於少數想象，容易被邊緣化，因此也就容易被轉化為被非議的公共事務。
另一方面，家屬也作為重要推力，為機構進行阻隔管理提供了“道德支撐”。養老機構內的院民作為社會化相對失敗或者自控能力弱的個體，面對“情感荒漠”時也很難控制自己，這確實是個棘手的難題。這裡的原因不僅僅有道德上的，也有經濟上的。家屬不僅作為院民個體與市場照顧體制的中介，他們作為監護人也在照護決策中扮演著核心角色，行使著代理人的職責，也在某種程度上惡化了養老機構原先就存在的阻隔管理。
寫在最後
社會在急劇發展，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年輕一代關於性與愛的思考也在越來越開放與包容，但那些被落在時代潮流之後的老年人，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性和婚戀需求卻知之甚少，甚至被認為是不需要的，也因此變得愈發偏執與片面。為此這些老年人隻能蜷縮在角落，以各種各樣的邊緣方式去滿足自身。我們好像隻看到近些年艾滋病在老年群體中的高發率，隻在一個層面上近乎漠然地指責他們“為老不尊”，卻完全忽視了他們在另一個層面上的本質需求，以及對這些需求的尊重、性教育與思考。
“食色性也”，這是一句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的古文，意思是說人類對食物和性的追求源於一種天性，但往往在性的背後還有其他：情感、愛或者別的什麼。回到本文所在的具體場所——養老院，這一部分群體是更為特殊的一群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失去了對生活的控制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整個自我存在都在搖搖欲墜。在很多情況下，子女或者機構在主張對老人私人事務進行道德幹預時，都是出於這部分人群的“有限性主體”。但問題在於，事件本身在沒有產生負面後果之前，都屬於老年人的情感權利和私人事務。能否將這部分老年人群體進行過度特殊化與道德化的想象？
供大家思考。
感謝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後李婷在田野期間的指導與幫助！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出現的姓名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