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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腳醫生”消失之後

這個班很有意思:年齡相差十多歲,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剛畢業;再看職業,有老師、有消防員、有退役軍人、還有銀行櫃員;11位本科生,25位大專以上學歷,有中途輟學的,也有高考失利的;當然,有人沖夢想而來,有人奔編制而來,也有人為家庭回歸。

▲“空巢”多年的郎村衛生服務站,如今成了居家養老服務中心。

今年4月光榮退休後,70歲的姚珍妹五味雜陳。辛苦一輩子,整整40多個年頭,縱有不舍,可歲月不饒人。全村老少,幾乎都找她看過病,從家到診室的路上,大夥由內而外的熱情與敬重,是她最大的驕傲。清晨開門,落日關門,也似乎成了種肌肉記憶。

職業生涯終於到站,可眼下,姚珍妹不能退,還得再堅持數月。四年前,村裡招了名年輕人,叫張尚金,是個“95後”小姑娘,土生土長,學的是護理專業。那年,縣裡試水“本土化村醫培育”,剛大專畢業的張尚金正好報了名,護士沒當成,卻成了“準村醫”。

如果順利通過今年8月份鄉村全科執業助理考試,張尚金就能正式上崗。但是村裡的老人們等不得,得配藥、測血壓,偶有頭痛腦熱,實在少不了村醫,隻能暫且返聘姚珍妹。張尚金也提早進入角色,一得空,就來衛生室幫忙。年輕人經驗少,但電腦用得溜,兩人既是師徒,又是搭檔。

這個小山村名叫尚書幹,距離縣城近40裡路。張尚金的到來,讓衛生室逃過“空巢”的命運,但其他村卻沒有如此幸運。在浙江省安吉縣,總共有134家村級衛生服務站,眼下,已有16個“空巢”,剩餘絕大部分的村醫屬於“光桿司令”,其中60歲以上占了一半多,如再無新鮮血液輸入,“有站無醫”即在眼前。

這不僅僅是安吉的煩惱,更是浙江的、全國的困局。大眾印象裡,安吉算不得偏,經濟也挺發達,所在地市湖州又素來被譽為“魚米之鄉”,浙江農民的富裕程度更在全國省區中名列前茅。村醫奇缺尚且如此,更別談其他地區。

為解此題,過去15年裡,安吉從未停止探索。屢敗屢試後,最新的一次嘗試便是“本土化村醫培育”。即從各村選拔熱愛中醫藥,有志於從事村醫的青年農民,縣裡出專款、給編制、配師父,待通過全國相關專業考試後,就回到本村從醫。

他們芳華正茂,背景各異。一眨眼,四年過去,44人的“青年村醫班”即將初出茅廬,秋天將全部走上崗位。他們即將走進生養自己的鄉村懸壺濟世,而記者也嘗試走近他們的人生,走近這群“新時代的赤腳醫生”。

消失的“赤腳醫生”

與村醫王東木的首次相見,是農歷新年後的一個下雪天。原以為人會少些,可早上7點半,衛生室開門後,竄進來的村民一個接一個。山裡頭冷,沒空調,又敞著門,寒風直往裡灌。王東木裹著厚棉衣,連白大褂都套不進去。

▲王東木正在為村民包藥。

量血壓的,感冒的,喉嚨發炎的,都是老熟人,不少還從鄰村趕來。正月初一到元宵,沒關過門,生病可不挑日子。王東木其實也是個病人,自從兩年前摔斷腿,一到雨雪天就隱隱犯疼。當了半個多世紀的村醫,其實,他已“超齡服役”。

按縣裡政策,王東木三年前本該退休,可他一走,衛生室就得關門,老百姓集體抗議,他隻能繼續留守。走一步算一步,又不知何時是頭。

章村是安吉最西南的山區鎮,距離縣城近百裡路,已與安徽交界。山裡老人多,外出不便,小毛小病都指著村衛生室。全鎮總共8家村級衛生服務站,如今有一半“空巢”。像茅山村這樣返聘退休村醫的,還有另外一個,由於後繼無人,也隨時可能關門大吉。

“那會兒生病,根本沒法上縣城,都沒公路。後來通了路,班車也就一兩趟……”64歲的王吉成剛測完血壓,一邊理袖口,一邊就跟記者拉起家常。這個年歲上下的村民,幾乎跟他差不多,都是王東木照看著長大。2300多人的茅山村,如今光高血壓患者就有將近400人。

王東木算得上縣裡最早的一批“赤腳醫生”。1969年,經過簡單培訓後,成了“半農半醫”的衛生員。過去,農村缺醫少藥,老百姓生病也治不起,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盡管偶有醫療隊下鄉,可根本頂不了多大用。

▲王東木的筆記本上記錄著每位村民的健康狀況。

當時,正趕上“六二六指示”,“赤腳醫生”在大江南北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放下藥箱下地,背起藥箱出診,一根銀針、一包草藥,農民生了病,無論早晚還是晴雨,村醫隨叫隨到,成了村裡最有威望的人。直到今天,王吉成最敬仰的還屬王東木。

盡管後來,“赤腳醫生”不復存在,與其共存共生的合作醫療也隨之解體,但這支隊伍曾立下的汗馬功勞,誰都無法磨滅。進入新世紀,隨著村衛生室的標準化、規范化建設,這支隊伍被“收編”,繼續發光發熱。目前,安吉135名村醫,絕大多數由“赤腳醫生”延續而來。

天荒坪鎮大溪村是安吉最靠南的山村,24.3平方公裡散落著13個自然村,繞一圈得有80多公裡。去年4月,村醫徐海潮猝然離世,大溪從此淪為“空巢站”。對於這位同樣服務了村民50年的老醫者,村書記陳軍說著說著,兩眼泛起了淚光。

“但凡有頭疼腦熱,都老先生給看的。包括女兒有次半夜口吐白沫,也是打電話給他,騎個摩托車就趕來。”陳軍仍記得,徐海潮出殯時,全村人都自發送葬,花圈排成了長龍,很多人淚如雨下,“本來他都可以退休了,一天清福都沒享。”

病還是得有人看,陳軍一次次向上打報告。可縣裡、鎮裡也沒辦法,最後商定每月逢六,由鎮衛生院派人巡診,每次一上午。“這三個半天,實際上很不容易。本身,院裡也是泥菩薩過河,隻能借助巡診稍微緩解一下。”天荒坪鎮衛生院院長蔡國廷坦言。紮根鄉鎮24年,他又何嘗不知村裡所需所急。

相比章村,毗鄰縣城的天荒坪鎮“空巢率”稍好些,但也不容樂觀。8個村級衛生服務站,目前有兩個空著,可再過幾個月,西鶴村也將加入其中。而剩下的5名村醫,僅有一人未過花甲。這意味著,“空巢”就是眼跟前的事兒。

“從60歲到65歲,後面又一延再延,最終政策定到70歲離崗,已是不能再晚。我們必須考慮到村醫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超齡並非長久之計。”談起現狀,安吉縣衛健局副局長沈巍無比擔憂,“若不采取措施,五年內將近一半會‘空巢’。”

兩度“失敗”再出發

一邊是“能中會西”的“赤腳醫生”加速退出舞台,另一邊則是青黃不接、人才斷檔的尷尬境地。面對村醫奇缺難題,安吉不是看不見,早在2007年,就開始破解之旅。最早時,當地委培大學生村醫。起初面向全省招,後來考慮到方言不通,縮小到面向縣內招,持續了五年,培養了71名村醫。

老家是大溪村的翁聖斌,就是委培班的大學生之一。2012年,她從湖州師范學院臨床醫學大專畢業,回到本村當醫生。因為沒有編制,加上待遇低,其實畢業那年,她就嘗試考編。首次失利,翌年再戰,如願後便去了鄉鎮衛生院。好不容易盼來的年輕人,又跑了。

▲翁聖斌在老家大溪村為老百姓提供巡回診療服務。

如今,32歲的翁聖斌已是院裡的業務骨幹。記者采訪當天,她正好被派到大溪巡診。雖然自己就是本村人,也明白陳書記的燃眉之急,可翁聖斌始終無法下決心回村,能做的就是盡量多回娘家住,萬一夜裡頭有人尋醫,也能有個照應。

本地人吃住方便,尚且想著拔腿就跑,外地人作為異鄉客,尤其是女孩子,自然更是心神不定。當時,有個年輕女孩分到天荒坪鎮,頭天進村,因為淋浴房毗鄰村道,玻璃雖糊了塑料紙,可畢竟隻有一窗之隔,深夜還有人路過,恐懼感油然而生。第二天,她就交了辭職信,倉皇出逃。

總之,由於種種原因,71人,已無一人留在村裡。吸取“教訓”之後,2012年,安吉調整政策,實行招錄並軌的定向培養,隻要畢業去村裡就給編制。結果同樣不如人意:因為不是本村人,吃飯、住宿等生活問題難以解決,紮不了根,自然很快全跑光。

李貴洪去年履新安吉縣科技局副局長前,一直在縣衛健局,從頭到尾經歷了這兩次探索。對於大學生們的“出逃”,縣裡其實也無可奈何,無法加以阻撓,可從內心講,同樣臨床醫學出身,又遠離故土的李貴洪,其實很理解。

“當年的‘赤腳醫生’為什麼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這絕不是簡單的編制問題、吃住問題,裡頭還有人文融入問題。因此,本土化培養很關鍵,既要熱愛醫療事業,又要熱愛這片土地,並且對村醫要有清晰的職業認知,同時還得有一定的收入保障。”李貴洪說。

本土化,關鍵詞應運而生。按規定,從事醫療衛生必須得有相應的執業資格,而前提是醫學科班出身。即使有青年農民真有意願當村醫,如何走上職業舞台?時代不同了,肯定不能像幾十年前一樣,短短數月就“趕鴨子上架”。

巧合的是,兩項改革的推出,讓這道難題仿佛有了解法。當時,為傳承中醫藥文化,可以采取“師帶徒”,快捷又實用,為沒有醫學背景之人,取得執業資格提供了通道。但拿到《傳統醫學師承出師證書》的這類人,隻能從事中醫服務。

於是,另一項改革成了“黃金搭檔”。有了“出師證”,實習一年後,就能報考鄉村全科執業助理醫師,這意味著,就能提供中西醫診療服務。對於百姓而言,村醫或許無需多高學歷、多高技能,但必須是“萬金油”。

“失敗”兩次後的安吉,重新出發,開座談、搞調研、定政策。2018年5月,“中醫師承+定向培養”的本土化村醫招錄計劃正式推出。依照政策,完成兩輪考試後,學員定向回到村級衛生服務站後,再予以學費補助,並且給事業編制,收入估算也能有十多萬。

當然,有言在先:八年內,學員未能取得鄉村全科執業助理醫師資格,不予補助學費、也不簽訂聘用合同;而學成後,若不回村或中途離職,則視作違約,不再保留編制,追繳補助經費,關鍵還將錄入信用平台和失信記錄。

重回“象牙塔”

2018年,秋日入學季,坐在大巴車導遊座上的薛峰,內心澎湃不已。他的任務是送學員們到浙江中醫藥大學,開始為期一年的封閉式中醫理論學習。“85後”薛峰,也曾在村級衛生服務站待過,如今已是安吉縣衛健局中醫管理與科技教育科的科長。在他看來,這次送行猶如火炬傳遞,自己雖隻是一介“擺渡人”,但對於安吉村醫事業而言,值得被永遠銘記。

比薛峰更加興奮的是後座的青年們。公告發出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全縣51個村的報名人數達到270多人。為了答疑解惑,也為了避免日後矛盾叢生,縣衛健局專門辦了場政策宣導會。偌大的會場被圍得水泄不通,遠遠超出預期。經過多輪考察,最終44人入選,組成首屆中醫師承定向培養班。

安吉縣衛健局局長凌逸剛告訴記者,學生們一腔熱情,但為了防止四年後“一地雞毛”,縣裡堅持寧缺毋濫原則,充分考慮培養對象的學科背景、家庭情況、出發點等,有7個村就無一人入選。因此幾乎每個人,都是精挑細選而來。

這個班很有意思:年齡相差十多歲,最大的工作已十年,最小的高中剛畢業;再看職業,有老師、有消防員、有退役軍人、還有銀行櫃員;11位本科生,25位大專以上學歷,有中途輟學的,也有高考失利的;當然,有人沖夢想而來,有人奔編制而來,也有人為家庭回歸。

“90後”羅夢玲從小酷愛醫學,高考時一分之差落榜醫學院,最後讀了工商管理專業。看到公告後,她幾乎不假思索就報了名。“坐在教室裡,我常感到恍惚,就如同一場夢,沒想到還能從醫。”同學圈裡,羅夢玲成了一個“傳說”。

年齡最大的黃璐璐,同樣熱愛醫學,發揮失常隻能退而求其次,進了一所大專院校讀藥學。畢業後,她入職安吉某知名藥企,一成不變的工作,總覺得少了激情。當時報名年齡上限是28周歲,但考慮到黃璐璐有醫藥背景,加上意願強烈,縣裡為這類人員開了“特殊通道”,終於圓了她的醫生夢。

與羅夢玲、黃璐璐不同,丁方紀燁來報名,是被母親丁紅梅動員來的,起初還有些不願意。計算機專業畢業的他,高不成低不就,當時在一家竹木公司暫先安頓。母親認為,醫生工作體面,也算“鐵飯碗”,還能照看家裡,不管從哪方面講,都比眼下強。被勸導了一周,他才聽從建議。

不管出於何種目的,踏上這趟大巴,都意味著各自的人生軌跡,將發生180度轉變。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重返大學校園,心境各不相同,而機會來之不易,強度也不容小覷。一年半時間,他們必須學完普通本科四年的中西醫理論課程。厚厚的“磚頭書”,內外婦兒,哪科都重要,哪章都要緊。

“上午集中授課,下午和晚上自修。管理很松散,但大家都很拼,基本上沒有人逃課缺席,也沒有人睡覺、打遊戲。第一排座位,幾乎從沒空著。”羅夢玲被推選為班長,對比之前的大學生活,深有感觸,“或許,誰都格外重視這次機會;又或許,必須完成考試,才能盡早工作。大家都知道利害輕重。”

中間有半年時間,學員們需回到安吉,進行中醫師承的跟師學習。為了更好地傳承中醫文化,滿足農民對中醫藥的服務需求,縣裡特別聘請了30位副高職稱以上或從事中醫超過15年的醫生,作為學員們的師父,還專門舉行了一場正兒八經的拜師禮。

▲學員們在安吉縣中醫院輪轉學習。

丁憲春是安吉縣中醫院的“名醫”,這次收了兩名徒弟。他的老家在杭垓鎮姚村,也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衛生服務站空了大概十多年。86歲的母親仍獨居在村,丁憲春雖每周回家,可他覺得,哪怕自己是醫生,家門口的衛生室還真缺不了。

“我挺佩服這幫年輕人,也深感安吉這次探索的價值意義。坦率講,由於缺乏系統的培養,他們的醫學基礎或許不夠牢固,但他們真的很刻苦,過程也很認真。”丁憲春說,也因此,自己格外關照兩位徒弟,比帶全日制的本科和研究生,顯然要花更多心思和時間。

讓“師父們”沒有失望,這幫青年很爭氣。去年4月,大家首次參加出師考,分為實踐和理論考,有31人兩門都過,順利拿到了“出師證”,另有3人通過實踐考。整體通過率達6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一倍多。

路漫漫其修遠兮

當初被母親“逼”來的丁方紀燁已經愛上了自己的職業,這緣於在急診科輪轉時的一次生命教育。“當時,跟著老師去車禍現場轉移病人,眼睜睜看著生命消逝,無能為力。”面對死亡,他沒有恐懼,癱坐在搶救室的塑料凳上,一股使命感和責任感湧上心頭。

現在,丁方紀燁最大的擔心,來自於“本領恐慌”。自己並非科班出身,過去三年多裡,每天都如饑似渴地看書,壓力和強度比高考還大,畢竟到了村裡就得獨立挑大梁。想到病人、想到兇險,他還是惴惴不安,深怕辜負了身上的白大褂。

嚴格來說,丁方紀燁即將被派往的上墅鄉羅村,衛生服務站已屬“空巢”。前一任村醫退休後,老百姓三天兩頭跑鄉裡反映。無奈之下,鄰村的村醫李阿榮被派來臨時支援,可他也年屆67歲,就盼著小夥子趕緊下村。

相對而言,黃璐璐就幸運得多,她要去的是上墅鄉劉家塘村。這個村招醫生,並非為了補缺,而是業務繁忙,人手不夠。眼下,衛生服務站已有5人,3名醫生,護師和藥師各1名,全年有2萬多人次的診療量,周邊幾個村的老百姓都上這兒看病。

▲一村民正在劉家塘村的衛生服務站付款取藥。

52歲的盧永琴是劉家塘衛生服務站的帶頭人,記者采訪的當天下午,她還得趕去縣裡參加“兩會”。可病人實在太多,一上午號子就有100多個。從小,黃璐璐家就與盧永琴的診室門對門,或許正是耳濡目染,種下了醫學種子。現在,鄰裡成了師徒,盧永琴答應,待她正式入職,收了做“關門弟子”。

▲劉家塘村的村醫盧永琴在接診病人。

但畢竟,劉家塘隻有一個,更多的村衛生服務站或已經、或瀕臨“空巢”。如同丁方紀燁一樣,絕大部分人上崗後,沒有前輩給予指導,也沒有時間讓他成長。對此,同行的薛峰告訴記者,縣衛健局已考慮到這一情況,待他們正式進村服務之前,還將組織進一步的培養計劃,提高其業務能力。

無論如何,四年時間,這批果實成熟在即,這是一個莫大的好消息。在章村鎮郎村,關門數年的村衛生服務站,一度成了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得知有個年輕人叫潘浩韻,馬上就能學成歸來,郎村上下欣喜不已,正籌劃著重新恢復服務站。

在凌逸剛看來,有了這幫年輕人,接下來的“健康驛站”共富班車才能有“司機”運轉。根據計劃,安吉將投入1.8億元,三年內利用數字化技術,持續改造提升一批村社衛生服務站。郎村同樣赫然在列。

“如果沒有村醫,沒有懂技術的年輕人,設備再好,站點再智慧,依然派不上大用場。當然,有了數字賦能,也可以讓更多醫療資源下沉,成為年輕村醫們的‘左膀右臂’。”凌逸剛堅信,新一代“赤腳醫生”今後將大有可為。

當然,留給安吉的題目還有很多,年輕村醫們的道路才剛剛起步:留不留得住?用不用得上?入職後,進修通道如何?怎樣提升技能?收入是否滿意?還有,對於村醫的要求,同樣也日趨多元化:除了看病給藥,還有公共衛生、養老服務等。他們跟不跟得牢?想象與現實的差距,最終又會讓多少人選擇退出?

安吉並不避諱這些現實問題,從頭到尾也沒把這場實踐捧得過高,亦沒有火急火燎全面推開。迄今為止,這仍是唯一一屆本土化村醫班。就目前而言,效果超出預期,安吉才準備擇期推出第二批。不過,該做法已得到社會關註,不僅被一些地方參照學習,還被寫入了浙江省中醫藥的“十四五”規劃。

長路漫漫。至少,在上一輩村醫的堅守之後,新一代也望到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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