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文化上看,仍有不少女性選擇隆胸是由於“男性凝視”的存在,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生理審美的迎合:一種人工的豐滿胸部本身,就是男性視角下的產物。所謂“女為悅己者容”,說的也是這層含義(如果我們假設地球上沒有男性,女性是自體繁殖的,女性還會考慮隆胸/生殖競爭這件事嗎?)。當然,選擇隆胸的行為本身,背後的理由也可能不是單一的。
不過,從醫學角度來看,BII(breast implant illness)的相關報道層出不窮,也有越來越多的隆胸者呼籲第三方的獨立研究調查來為她們說話。很顯然,正所謂女性的隆胸史,幾乎就是一部受難史——在許多隆胸者據說已經“返廠重修”的時候,這個問題已經刻不容緩地擺在了公眾面前。
起初,羅賓·托特(Robyn Towt)不想要一對新的乳房。但當她在44歲確診乳腺癌並經歷了兩次乳房切除手術後,朋友和醫生都認為她需要“看上去更像個女人”並重新感到“完整”。而假體植入能夠幫助她“重返當初”。
“我就這樣被說服了。”在我們最近的一次通話中,托特從亞利桑那家中池畔的電話那頭這樣告訴我。
她很快就後悔做出了這個決定。問題並非出在她那條嶄新溝壑上,而是就在她2017年的植入手術發生後,僅僅數天內她就出現了奇怪的癥狀,包括極為嚴重的失眠和疲勞癥。
沒有任何一條醫生的建議是有用的。“她沒有給我任何的解決辦法,”托特說,醫生全然沒有將這些癥狀和隆胸手術聯系起來。在隆胸之前,托特每天會徒步5英裡以上,並經常遊泳、打高爾夫、寬板劃水。而如今她卻連走到門外郵箱都十分困難。
和很多孤註一擲的患者一樣,托特轉向了互聯網求助,搜羅各種癌癥康復論壇獲取線索。托特發現,許多女性都經歷著與她類似的癥狀,但大部分都隻將其當作化療或放療的副作用——而這兩項治療恰好是托特沒有采用的。她還嘗試了其他人推薦的偏方,精油和夜用沐浴露,但也沒有奏效。然後,一個女性給托特發了私信給她指出了新的方向:“看看你的乳房植入物。”她說道。
女演員克萊爾·克勞利(左)與賽車手丹妮卡·帕特裡克都是矽膠乳房植入物疾病的受害者。© Raymond Hall/GC Images
盡管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就擺在眼前,這些患者的經歷還是被醫師、制造商和監管者所忽略。在她們中最有名氣的出現在一期《人物》(People)的第六頁。《單身女郎》(Bachelorette)中的女演員克萊爾·克勞利(Clare Crawley)說她的植入物引起了“瘋狂的健康問題”,同時丹妮卡·帕特裡克(Danica Patrick)報道了其引起的脫發以及嚴重的精神問題;兩人都在ins上記錄了自己的移除手術。[2]
但對很多人來說,圍繞著如今稱為“BII”(乳房植入物疾病,breast implant illness)的疑問,她們還在獨自承受著。
乳房植入物的潛在醫療隱患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沖上了頭條。在當時,它是暢銷書的討論對象,以及不斷被復刻的電視電影的橋段,從大衛·修蒙(david schwimmer)參演的《妙手隆胸》(Breast men)到同年的《弱者的吶喊》(Two Small Voice)。患者從植入物廠商的手上贏回了數百萬美元的補償金,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甚至出台了一份針對矽膠乳房植入物的禁令。
©Healthline
但公眾對於乳房疾病可能帶來風險的共識卻遠遠不足。舉個例子,針對植入物制造商的訴訟案件,至今仍然被一些醫學以及法學文獻形容為“在倫理層面含糊不清”,和“對目標公司的不公平”,以及“沒有基於科學事實”。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禁令也被證實是有漏洞的。截至目前,乳房植入物相關疾病仍然是“乳房整形與重建手術中最受爭議的話題”。[3]
當疾病纏身的植入物受害者還在被當成精神錯亂、乳房植入疾病還不被認可時,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記錄身體排斥矽膠假體的可能誘因了。而結果或許與新冠長期癥狀和慢性疲勞綜合癥(CFS)有著相似之處,兩者都有著難以捉摸的癥狀,而且很可能是來自病毒或其他入侵者觸發的自體免疫反應。但尚不清楚的是這些植入物致病的概率。[4]
©Harvard Health
在那些接受乳房植入疾病這一事實的文獻中,它們預計在極小概率(引自同行評審後的研究)到五個女性中就有一個(專家領頭的學術預估)之間不等。更多的研究亟需補充,但建立一個廣為人所接受的疾病標準能夠更好地幫助解決問題。因為這意味著患者能夠在有著完善的輔導與理療流程的定制康復方案中做出選擇。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像托特這樣的女性自始至終是正確的。[5]
一
外科醫生們自從19世紀晚期就已經開始進行隆胸手術了,不過,時常伴隨著災難性的後果。早期的植入物材質包括象牙、木屑,甚至卷成球形的塑料膠帶。矽膠植入物在1962年進入大眾視野,彼時承諾並聲稱這是一個安全可靠的醫療級別替代假體。從此以後它們變得越來越普遍,在2018年,它就已占據了全球180萬隆胸手術中的絕大部分(以及成百上千例的乳房整形手術)。[6]
子彈胸罩(Bullet Bra):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流行內衣款式,也滿足了當時男性對於女性挺拔胸部的想象。© Sad and Useless
但矽膠植入物的問題也一直顯而易見。自1982年,患者就已經開始將植入物制造商告上法庭,並獲得了上百萬美元的賠償金。1988年6月,癌癥患者-消費者代表西比爾·戈德裡奇(Sybil Goldrich)在一篇寫給《Ms.》雜志的論文中提到,她的“戲劇性恢復”是如何幫助將乳房植入疾病帶入國內視野的。伴隨著兩次乳房切除術,戈德裡奇的身體以每一次都更加痛苦的方式抗拒了多種植入物。“我在剛開始時反而離恢復正常更接近”,她寫道,“如今我隻是在軀體上多了幾道刺眼的傷疤。”
戈德裡奇的遭遇引起了戴安娜·祖克曼(Diana Zuckerman)的註意,祖克曼如今是非營利性國家健康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Research)的主席,在當時則是美國國會聯邦健康計劃與政策的一名調查員。祖克曼要求食品藥物管理局提供有關乳房植入有關的所有安全與效果數據。她對呈遞上來的少得可憐的數據感到震驚。“他們隻有一些以兔子、狗或者小鼠作為被試的研究。”她告訴我,而且這些動物都是被直接註射矽膠,沒有一項研究是有關真人、或者矽膠植入物的。
1990年12月,隨之而來的國會聽證會上——這場會議本身就已經是世界矚目的焦點,電視新聞、報紙媒體早已在大幅報道這十年之際的大會。“(矽膠植入物)生產商已經汗如雨下了”,一位匿名的國會助理在1992年這樣告訴《紐約時報》。那一年,食品藥品管理局出台了一項針對乳房矽膠植入物的長達14年的禁令,並計劃在此期間內搜集評審證據。[7]
其中一家主要生產商,道康寧(Dow Corning),被勒令暫停生產假體並支付了32億美元的產品可靠性整改費用(雖然它們仍繼續為其他假體公司生產矽膠)。但直至最終還是穩居這一產業的第一。在禁令期間,矽膠假體仍然通過許多監管漏洞不斷進入人們的身體中,包括乳腺癌患者,需要替代舊假體的人以及那些被外科醫生鑒定為乳房畸形的“患者”。
其他所有人都隻剩下了生理鹽水植入物這一選擇,據報告說感覺就像“裝滿水的塑料袋子”。研究員也開始在主流的醫學期刊上發表論文,討論乳房植入的合理性(與疾病相關),而其結果卻經常與患者報告相悖。
一個被移除的充滿鹽水的矽膠乳房植入物,帶有黑色沉積物,後來被確定為新月彎孢菌(Curvularia lunata)。© ResearchGate
最具有影響力的研究在1994年的《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出現了。這篇論文的作者對749名女性進行了評估。這些女性均在1964到1991年間於明尼蘇達州的一個縣內接受了乳房植入手術,並與沒有經歷植入手術的同齡人進行對比。[8]
植入組中,有五名女性患有結締組織疾病,這也是在道康寧訴訟案(Dow Corning lawsuit,1998年17萬名女性向道康寧集團起訴矽膠乳房假體的致病性,最終以道康寧集團賠款32億美元平息訴訟,譯者註)中許多女性所診斷出的癥狀。但是,在無植入組中的10名女性也出現了該疾病。基於這一數據,作者團隊總結在植入物與病理診斷之間“沒有關聯”。
唯一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全身性硬化癥(systemic sclerosis),但這種極為罕見的疾病“需要6.2萬名植入者和12.4萬名無植入者作為被試,每組平均需要跟蹤10年。”作者團隊在文獻的結論中寫道。然而,另一支風濕病學家團隊在同一時期的辯駁中提到,這篇論文全然忽略了植入物與甚至更罕見疾病間聯系的可能性。簡單來說,這項研究的樣本量實在太少了,根本不足以下任何定論。[9]
破裂的矽膠植入物。© wikimedia
即使輿論趨勢站在了乳房植入的對立面,政策還是再一次改變了。食品藥品監管局針對矽膠假體的禁令在2006年被廢除,並做出以下妥協:主要制造商曼陀(Mentor)和艾爾建(Allergan)被準許回歸市場,並不會有其他限制,前提是它們要在最後完成一份大規模、長期性的產品安全性研究——這是食品藥物監管局常見但又令人擔憂的一種妥協方式,被稱作“後市場型研究”。[10]
在今天,矽膠乳房面向所有超過22歲的人群兜售,而生理鹽水植入物,同樣是矽膠外殼,隻要18歲就能購買。數百萬的美國女性已經主動要求加入。然而到今天已經超過15年的時間,許多生產商的研究結果仍舊遙遙無期。[11]
二
當美國人把乳房植入——以及乳房植入物疾病——帶到了全世界面前之後,國外的研究者便成為了推進研究矽膠副作用的主力軍。“我們由衷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疾病。”荷蘭自體免疫疾病研究者揚·威廉·科恩·特瓦特(Jan Willem Cohen Tervaert)說道,他是艾伯塔大學風濕科疾病學系的主任。“患者確實會出現這些癥狀。”
這些癥狀的具體表現還比較模糊,但假體植入物疾病最常見的副作用包括乏力、精神渙散,關節肌肉疼痛,脫發以及皮膚問題,還有呼吸困難等。這一系列的癥狀與那些剛開始容易忽視卻影響了數百萬患者生活的病情相吻合:新冠長期癥狀、慢性疲勞癥,還有纖維肌痛。
和其他疾病一樣,身體的自然防禦系統或許是罪魁禍首。主流的理論是乳房植入疾病癥狀是身體免疫反應失控的結果。“不管你將任何類型的植入物塞進體內,免疫系統都會被激活。”科恩·特瓦特說道,不管是整形植入,Essure避孕器,還是人工替代關節。對某些人來說,對異物的排斥反應在術後很快就會消失。但對於許多人,很可能由於遺傳易感性,炎癥反應從未停止。[12][13]
在2018年一項發表在國際流行病學的文獻中,將近2.5萬名矽膠乳房植入物受試者參與了這項研究,來自以色列的研究團隊,報道了出現任何自體免疫或者風濕類疾病的可能性在矽膠乳房植入女性中增長了20%。(換句話說:在被試樣本中,超過26%的植入被試出現了自體免疫或風濕癥狀,與其相較,23%無植入被試出現了這類癥狀。)對於出現幹燥綜合征(Sjögren’s syndrome),硬皮癥或結節病(sarcoidosis)的風險在植入組中有顯著升高。[14]
但是這一點或許還不足以確定在乳房植入物和自體免疫失調之前的因果關系,這隻是拼圖的一小部分。矽膠本身可能也是問題來源之一;植入物滲漏現象早已眾人皆知,原因不僅是材質斷裂,以及一種叫做“膠漏”(gel bleed)的現象。這就是為什麼矽膠假體需要定時磁共振成像檢查,並且在通常情況下,需要每10年左右更換一次。
而對醫療器具的自體免疫反應鮮有受限於單種材質的。與乳房植入疾病相似的癥狀同樣在有聚丙烯網狀纖維植入物的人群中報道出現。網狀聚丙乙烯通常用於疝氣的修復以及骨盆脫垂手術中。需要註意的是,這些免疫反應一般可能需要數年來積累。[15][16]
©Springer Open
這就是為什麼科恩·特瓦特認為這個問題要比乳房植入物疾病大得多的原因。他猜測在矽膠植入的人群中,每五人中就有一個人遭受這類疾病折磨(而這些已知出現的自體免疫疾病,像是2018年以色列研究者形容的那樣,僅占了一小部分)。於是,他將這類癥狀稱為佐劑介導自體免疫/炎癥綜合癥,或ASIA(autoimmune/inflammatory syndrome induced by adjuvants)。
與乳房植入疾病不同,ASIA有著明確的診斷方案(包括患者病史,全面體檢和實驗室檢驗),這些都是科恩·特瓦特早在10年前就大力支持發展的技術。但真正以這一種方式訓練過的醫師屈指可數;直到今天,這項檢測也隻在荷蘭提供。[17]
在他的努力下,特瓦特發現了在許多女性的乳房植入物疾病自述報告中有6到7項ASIA的癥狀,包括了淚液分泌異常、心率變化、神經損傷、淋巴結腫大,以及乏力。從生物學角度來看,似乎是B細胞以及自身抗體的形成出現了異常,而這兩者都是免疫系統的重要角色。
特瓦特認為ASIA能夠有助於解釋乳房植入物相關淋巴瘤的形成——出現在植入物周圍瘢痕組織中的一種免疫系統相關癌。“個體出現(它)的風險通常是比較低的”,根據食品與藥品監管局所述,“但是,這種癌癥十分嚴重且能夠造成死亡。”[18]
各種被移除的乳房植入物。© Global News
當因“矽膠不適性”而診斷出ASIA時,特瓦特的目標是在醫師采取推薦療法(移除植入物,並在某些情況下抑制自體免疫失調)之前,排除其他診斷。一項如今仍在進行的研究中,特瓦特報告大概六至七成的ASIA患者在移除手術後感覺更好了。即便如此,他猜想,在一個ASIA易感的患者身體裡植入物待的越久,康復的難度就越高。[19]
三
托特是幸運兒之一。在她的癌癥幸存者夥伴告訴她乳房植入之後,她就馬上進行了移除手術。移除不到48小時,托特就說她已經恢復如初了。短短一周內她又開始打起了高爾夫,一個月不到就開始寬板劃水。
“如果我自己沒有經歷,可能都不會相信。”她告訴我。回過頭來看,她感覺自己成為了醫生“掠奪行為”的受害者。她唯一謝天謝地的,是自己果斷決定進行移除。“對我來說完全放棄生活裡的一切並成為患者代表就已經夠瘋狂了。”她補充道。
一塊移除的已用20年的乳房假體。在其背面(B)可以看到多處孔洞(黑色箭頭)以及假體收縮形成的褶皺(白色箭頭)。©ResearchGate
但是,移除手術並不適用於所有人。植入超過25年並更換了三副乳房假體的麗莎·埃文斯,今年50歲,以前從未有過任何滲漏的跡象。直到一天發現自己突然出現全身性皮疹,並在之後不久診斷出了支氣管擴張。她開始思考這和自己的植入物會不會有關系。
Facebook上的一個名為“妮可的乳房植入疾病與治療(Breast Implant Illness and Healing by Nicole)”的團體,成員超過16.5萬人,勸告埃文斯進行移除。不幸的是,她的癥狀並未得到改善——或許她的乳房假體並不是問題的根源,抑或者它隻是更深問題的幹擾因子。回過頭來看,“我覺得我被這個群體所欺騙了”,她說,“我知道這樣不對。但我確實感覺她們像在捕獵其他人,因為所有人都想過的更好些。”
埃文斯自那之後就加入了另一個組織,乳房移除後悔小組(Breast Explant Regret),至今也就不到8000個關註者。在這個地方,女性討論著瘢痕修復和內置胸衣(一對植入在乳房底部的矽膠罩杯),矽膠尺寸,以及胸部拉提(通過外科手術的方法移除多餘的皮膚來減少下垂)。
“我們(這個集體)並不相信移除你的植入物就能夠解決像是腦霧、關節疼痛、手足癬(是的我們聽說過)、頭痛、食物敏感等等等等。”一個管理員在置頂帖中寫道。組裡的許多女性都替那些墜入乳房植入物疾病“騙術”的人感到惋惜——許多還得到了整形醫生的點贊。結果是,不少人在考慮重新植入假體。但埃文斯不太確定。“在我腦海裡有一部分在想,嗯,或許真的有可能發生。”她在指乳房植入物疾病。
©Medical News Today
食品藥品管理局也是這麼想的。在2018年和2019年,該機構就乳房植入物的安全性舉行了新的聽證會。食品藥品管理局采用學多科學家的證詞,包括科恩·特瓦特,以及患者代表的意見。在2021年10月,該機構針對多項植入物發出了一份“黑盒警示(black box warning)”,改變了判斷植入物破裂的推薦篩查方式,並要求該醫師向患者提供“決策清單”來保證她們對其風險有所了解。[20]
但是沒有生產商的數據,多數有關乳房植入疾病的信息還是無從得知。這就意味著決策執行人仍然很難對植入手術真正知情。
這也是為什麼像是托特這樣的患者代表想要看到生產商資助一項囊括數千人、涵蓋所有類型矽膠植入的獨立試驗,從乳房假體到睪丸假體(尤其要註意的是,現在許多有關乳房植入物疾病的論文都是由整形醫生發表且與產業密切相關的)。而至關重要的,是這項研究必須在多樣化的人群中進行,目前鮮有關於跨性別女性以及其他多元性別患者經歷乳房植入物疾病癥狀的證據。
托特還認為我們需要一個針對所有植入物的強制性登記系統,這樣一來,所有患者的結果——不論是好的、壞的、出乎意料的——都能夠得到有效監管。[21](美國現在的登記系統是非強制的,而且相對極少醫生會隨之跟進。)
患者同時也想要更多研究來解決如何更好地移除植入物這一問題。當一個植入物進入身體後,我們的身體會自然地在其周圍形成一道由瘢痕組織構成的保護囊,而大部分醫生在移除手術中都不會對它進行處理,除非患者出現了淋巴癌的癥狀。那是因為“截囊手術”是一項耗時更久,難度更高,也更加昂貴的步驟,並且就目前來看似乎並不影響乳房植入物疾病的康復。
就算如此,許多患者都表示更想進行瘢痕組織的移除,原因是可能遊離的矽膠還殘留在囊中。盡管許多醫生都對這一說法保持懷疑態度,但最近的幾項研究報告了至少兩名女性分別在植入假體一年和六年後出現了植入物相關淋巴癌,而事後發現她們均未進行截囊。“我當時就坐在那兒,腦子裡滿是這件事。”托特說道,她在移除植入物時並沒有進行截囊手術。[22]
就算是沒有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幹預,熱度不斷升高的乳房植入物疾病也會對假體植入行業產生連鎖反應。數十年來,制造商和一些整形醫生得以否定或者誤導有關患者體驗的負面信息。可一旦自我檢測出疾病的人們團結在一起,加上自體免疫方面研究的飛速突破,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屆時整個產業將會需要一個新的戰略,譬如向仍有需求的人群提供矽膠或生理鹽水矽膠外殼替代品。兩項新技術——纖維素植入物和脂肪移植——已經可供選擇了,但它們的大規模流行或許要到幾十年後(同時也需要可靠的安全性研究)。[23][24]
激進派也不再要求直接禁止矽膠材質的整形醫療器具。“我並不是個反隆胸人士”,托特說道,“我隻是想得到專業性的知情同意。”許多甚至大部分接受了全面術前輔導的人,在得知其潛在的副作用後仍然會義無反顧地與自己的新乳房共同前行。
而有的人會選擇摒棄這些所有療程,可能是她們察覺到了情況可能變復雜的風險,亦或是無法消化即使是一絲出現壞結果的可能。可無論選擇哪條路,首先都需要準確地評估風險。
就目前而言,西比爾·戈德裡奇30多年前的建議如今仍然適用。“要求你的醫生將他/她所知道的有關假體植入的一切都分享出來;不僅如此,要求觀看假體的植入過程”,她寫道,“如果他們拒絕,找另外一個醫生。”
原文:slate.com/technology/2022/06/breast-implant-illness-what-is-it-cause-treatment-science.html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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